（二）

“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同其他各阶级的关系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反帝斗争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摆在幼年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新课题。站在反帝斗争第一线的刘少奇同志等，在革命实践中积极地进行探索并作出了正确的答案。

“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晚上，工人、学生和一部分中小商人逼迫上海资产阶级的组织——上海总商会宣布罢市。在罢工、罢市、罢课的基础上成立了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等四团体组成的工商学联合会，建立了反帝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工商学联合会，团结和领导中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帝斗争。上海总商会虽然参加了罢市，进行了抵制日货及募捐款项等活动，但却不愿参加工商学联合会，自居所谓“调停地位”，时刻窥测机会，准备使运动“速了”。

6月7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交涉条件。十七条的内容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意志和要求，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总商会却认为十七条“有过火处”，另提十七条交涉条件，删去了十七条中“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和反映工人利益的“承认工人有组织与罢工之自由”等条款。大资产阶级一方面企图通过让步尽快与帝国主义妥协，而结束运动，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利用群众的革命声势向帝国主义者争得一些好处。但奸诈狡猾的帝国主义不予理睬，谈判随即破裂，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当总商会于18日作出开市决议以后影响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资产阶级要退出三罢了，工人阶级怎么办？上海总工会和它的负责人刘少奇同志等面临严峻的考验，坚决地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性。

6月20日，总工会召集会议，到会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余人。大会由刘少奇主持，他明确提出：总商会议决开市，我工界应持何态度；如何使工人组织严密坚固，使它在遭到外来压迫时，不致涣散及救济款的发放办法等问题，要求大会进行讨论。会议从当天下午7时半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1时半，经过讨论最后议决：商界开市，工界决不依赖。为了使罢工坚持下去，大会还拟定了总工会的对策和救济工人的具体办法。〔8〕鉴于“商界开市在即，深恐工人发生误会”，还“派员”外出分头演讲，解释此次罢工目的，鼓励工人“抱坚决毅力，坚持到底”。〔9〕上海工人阶级坚决响应号召，一致表示：无论外人如何强，无论政府如何妥协，无论总商会如何让步，我20余万罢工工人誓为团结团体，坚持罢工。〔10〕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它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向全国人民宣告，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

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还通过文告、报纸、传单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并迫使总商会声明继续对英日经济绝交和继续救济罢工工人，作为工界同意开市的条件。

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使少奇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工人阶级怎样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并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他在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劳大上对“五卅”运动进行总结时指出，工人阶级“奋斗最能坚持”，“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期，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利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时，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并促进其“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11〕这种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而在当时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宝贵贡献。特别是他初步把握到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根本政策，这比“五卅”前举行的二次劳动大决议中否认资产阶级可能参加反帝联合战线的论点是个很大的进步。少奇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毛泽东同志同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作的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刘少奇同志对“五卅”运动中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总结，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对于指导以后的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