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2年夏刘少奇同志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满回国，正是我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涌起的时候。他先到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派他到湖南与湘区党委共同领导粤汉铁路工人、长沙工人的斗争。接着去安源同李立三同志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刘少奇同志亲自参与了我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出现的时间虽然较短，但是它的影响深远，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发挥的巨大威力。

刘少奇同志在我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中，总结了安源工运的经验，重视发挥党的组织和工会的组织作用，使安源工人俱乐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13000名矿工成为坚强的力量。“一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军阀统治区各地工会被封闭，而安源工会“硕果仅存”。刘少奇同志从事安源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和指导思想，对以后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加快了革命的步伐，迎来了我国工人运动第二个高潮。1926年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刘少奇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总结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经验，正确地分析了各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他明确地指出，一年来，“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这对推动国民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潮具有重大意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党的“三大”后就开始探讨了，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统一战线内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放弃领导权。因此，刘少奇同志在三次“劳大”上进一步向全国工人阐明了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认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工人，而且在政治上剥夺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力，使其无法照样生活下去，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这种地位决定它能够领导民族革命。它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力量却十分伟大。它首先发起“五卅”运动，并引导学生、小商人参加，数十万罢工工人坚持3个月之久，虽然受到严厉摧残压迫，然而并无退缩之表示，省港罢工已坚持10个月之久，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很集中，而且与先进生产关系相联系，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容易形成革命的战斗整体，既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又通过工会的形式组织起来，所以它的战斗力特别强。他还认为，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权，必须切实提携农民，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虽然战斗英勇，但由于没有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建立严密的共同战线，以至在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后孤军作战，使职工运动受到极大损失。他强调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同时，少奇同志还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游移保守的弱点，工人应促其左倾，以补救其弱点，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他还根据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在政治上的两重性，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少奇同志在三次“劳大”的报告，抵制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要斗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

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少奇同志就到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到武汉作准备，他兼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组织部长。当时武汉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由于形势发展迅速，如何领导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成为摆在刘少奇同志面前的新课题。他又根据安源工会的经验，总结“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经验，针对当时武汉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1926年12月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工会经济问题》三本小册子。他明确地指出：“工会是群众奋斗的机关，在革命中所负的责任极为长久重大。因此，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如此的工会，是不能奋斗的。”他指出，工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经决定以后，即可强制实行，各会员在一事未议决以前，均可自由的发表意见，若一经会议决定以后，则无论什么人均须服从。是这样，一方面可以容纳群众的意见，一方面又可一致的与敌人斗争”。1927年1月1日，在刘少奇同志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大会对整顿工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监督工会经费、加强宣传教育、整顿工人纠察队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和措施，增强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战斗力，对巩固和发展武汉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