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运动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使工人运动同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指导下，确定工人运动的方向和任务。刘少奇在1923年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步骤和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和任务。他指出：“（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这就是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团结、教育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第二步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工人运动的方向和任务同党的历史任务是一致的。

在夺取政权前，工人运动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何种斗争，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解放劳动人民这个总目标的。当时，刘少奇针对有些人把经济斗争作为目的，“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斗争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1〕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评，号召工人要为实现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他在从事工人运动之初，就注意把工人的斗争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联系起来。1922年至1925年，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时，指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胜利，只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使工人明了“工人团体的目标，极为远大”，引导工人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同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上海几十万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大罢工，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后到广州、武汉继续领导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具体阐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任务、对象、同盟军和领导的问题。指出，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是革命的敌人，是国民革命的对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性，但他们是妥协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工人阶级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妥协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中国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革命。在农民的一切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任务就是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

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了党和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指出，我们革命者在白区恐怖的城市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追捕到完全不能立足，我们革命者就不能不跑到乡村和山上去用武装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并及时提出和贯彻了“城市工作要配合农村的武装斗争”，“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随时输送自己力量，发展乡村武装力量，推进革命形势发展的方针。〔2〕他在1931年至1932年秋，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期间，中央职工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很多文件都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中国的工农红军，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是唯一保障中国民族独立自由的武装力量，只有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胜利，代替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取消在华的一切特权。”〔3〕“在国民党后方应动员群众来援助苏区和红军”，“应在工人中组织‘红军之友’，募捐慰劳红军，征调工人到苏区和红军，〔4〕要每个工人捐一个铜板去慰劳红军，捐款买一架飞机（上海工人号）去送给红军”，“我们要不运一兵一枪去打红军”〔5〕等。

1932年秋到中央苏区任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时，指出苏区工人运动要以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心，积极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苏维埃红军建设。他说：“在苏维埃革命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是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扩大和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一切服从战争’，即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6〕工人职员们，都要为此而自觉努力的工作。要为供给战争，为创造人类最大的幸福，为供给工农大众的需要而劳动。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苏区工会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苏区工人是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7〕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指出：“工会、农会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中心任务，是在广泛发动群众为改善生活待遇斗争的基础上，引导广大的群众去参加抗日政府与抗日武装部队的建设。”〔8〕努力在工人中组织抗日义勇军，动员工人到农村去领导与组织农民抗日游击战争，尽可能派工人到军队中去服务，动员工人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到国民党军队去活动，组织和影响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战争，拒绝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

在夺取政权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总任务就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任务变化了，工人运动的任务也必须相应的变化。正如列宁、斯大林讲过的，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前与取得政权以后，工人运动的作用与任务起了不同的变化，在夺取政权以后，工人运动的“重心必须转到生产范围中去，负起组织劳动的主要工作”。〔9〕我们党在1948年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就确立了以生产为中心的中国工人运动方针。1949年4至5月间，刘少奇在天津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出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它劳动人民，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合作，跟敌人斗争，其“基本目标就是为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10〕1953年，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刘少奇在会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工人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就是“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1〕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方面，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吸引工人群众，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先进生产者用动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斗争；另一方面，还应当密切关心群众的生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向一切企业中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勇敢的斗争。忽视这两种任务的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应当纠正。”这就说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以生产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决定的。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指导下，确定工人运动的方向和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刘少奇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一贯坚持的基本思想，在今天工会工作，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工会活动的特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