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合法，接受调解，罢工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少奇同志在《提纲》中说：“我们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并说：“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利用国民的调解与仲裁，去取得工人某些具体要求之实现，并使我们更能公开地指导群众斗争。”
沪东日本纱厂大罢工后，需要有一个公开的组织来领导罢工斗争。为此我们在11月11日上午，在华德路黄兴路广场召开大会，准备公开成立沪东罢工委员会。这次大会到了2000多人，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也来了一支队伍，打着“上海市纱厂工人请愿团到市府请愿去”的旗帜到了会场。会还没开，我们就看到公共租界的巡捕，国民党的警察、密探等密布会场内外，为了避免同敌人硬碰，我们马上决定大会不开了，让罢工工人们参加到国民党的工会队伍中去市政府请愿。在与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调解主任交涉时，我们的罢工工人代表宋瑛等同志呼吁中国官员应该支持工人罢工，共同反对日本资本家，要求中国政府为日本纱厂的工人说话。他还申明了工人罢工是日本人压迫虐待的结果，罢工工人提出的五条要求是正义的，驳斥了这位调解主任视罢工为胡闹的谬论。这位主任理屈词穷，连连劝请工人代表回去，由他负责向上报告罢工的情况和工人的要求。
11月18日在丰田新、老两厂实现联合罢工之时，王泽民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60人的请愿团去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工人代表朱永康，承认罢工的五项条件。当日早上8点钟，由群众推选产生的请愿团在王泽民的率领下，打着“丰田纱厂工人请愿代表团”的旗帜，整队向市政府进发，自动跟随请愿团的群众达300人之多。在市政府里当着各方代表的面工人代表提出了两条要求。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陆京士出面担保放人，他要求工人守秩序，服从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代表们接受了他的要求，适时结束了这次请愿活动。
这两次请愿我们都是积极利用合法形式，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扩大了反日罢工社会影响，鼓舞了罢工工人的斗志。
后经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的努力把朱永康保释出狱了。18日下午，在朱永康回厂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几千人参加的大会，群众自发地燃放了很多鞭炮，庆贺朱永康胜利回厂。这次庆祝活动，大振了罢工工人的士气，大灭了日本资本家及反动当局的威风，对于日本侵略者则是一次强大的示威。
此后，我们组成了以朱永康为首的20多人的沪东沪西罢工代表团（即罢工委员会），在丰田平民学校设立了临时办公处。为了使党的组织与公开的罢工代表团取得紧密的联系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我派陈晓凤、张全保、沈根弟等同志分别与朱永康、王泽民等人联系，使这次罢工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罢工斗争的坚持，使日本在沪纺织行业遭受了惨重损失，日本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好求助于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等出面调解。面对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研究决定，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以工人提出的五项要求为谈判的基础和条件，接受调解，并请朱学范先生参加谈判，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以朱永康为代表的沪东沪西罢工代表团与杜月笙进行了谈判，又经朱学范主席从中翰旋，11月26日达成了七条协议，基本上实现了工人的五条要求。这样我们认为可以适可而止了，于是发出了复工宣言，各厂工人于26日全部复工了。具有伟大而深远历史意义的上海日本纱厂反日总罢工，终于以获得基本胜利结束了。
回顾59年前的这一斗争历史，重温《提纲》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教育和帮助，我滚深感到。《提纲》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工运路线，是我们运用《提纲》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反日大罢工取得胜利的思想依据，通过斗争，我们深深感到：虽然我们主要是同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但也是要不断地与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斗争，工人斗争才会健康、顺利地发展。
《提纲》是白区工人运动正反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我们运用《提纲》领导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就充分地证明了少奇同志不愧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不愧“是一个模范”。
在彻底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今天，学习《提纲》及少奇同志的一系列著作，将有利于正确总结我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必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时期的工会工作以重要的启迪！
（作者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顾问。）
〔1〕郭光洲同志当时为上海工联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