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少奇同志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期间，和我常有信件来往。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早已熟识，还因为当时我负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王作。那时候，全国铁路总工会归北方分部领导，而安源的铁路工会也隶属于全国铁路总工会，所以，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密切联系。

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工人周刊》，是一份在工人群众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少奇同志对这张报纸很关心，1922年末，我们曾写信给少奇同志，聘请他当《工人周刊》的特约通讯员。

少奇同志很快从安源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他很高兴担任通讯员，同时，在信中给我们提出了十分积极的建议。他说：《工人周刊》虽然是北方分部的机关报，但不要把目光放在北方，应该发表全国各地的工运消息，全国工人为对象。这个建议充分表现出少奇同志胸怀全局和着眼于全国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和教益。少奇同志在信中热情地表示：他愿意给我们写稿，如果他没有工夫，就组织别人写。后来，《工人周刊》上发表过不少介绍安源路矿工人斗争的文章，大都是少奇同志写的或组织专人写的。

由于《工人周刊》销数激增，售价又低，赔钱越来越多，有时竟弄到开不出支的窘境。少奇同志知道后，来信说：报纸一定要办下去，千万不要停刊，不要脱期，售价也不要提高，提高了工人买不起。他表示：他们可以捐助一部分印刷经费。后来，我们多次收到安源工人俱乐部捐寄来的印刷经费，使《工人周刊》得以维持下去。那时，安源是《工人周刊》的一个重要销售点。他们每次收到报纸，都按时把报费如数寄来，从没有误过漏过。少奇同志这种在工人运动中互相支援的精神，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人至深。

少奇同志从来都把工人运动看作一个整体，互相关心，不分彼此，把别的地区的斗争，看作自己的斗争。他认为：党领导下的工人斗争总是互相支持的，一个地区斗争的胜利，也是另一个地区斗争的胜利。这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是在当年，在党创建初期，在党领导工人运动还缺少充分经验，还不很成熟的时期，少奇同志的这种全局思想，是独具创见，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2年8月底，京汉铁路举行了8月罢工。这是党在北方组织的一次产业工人罢工，意义很大。少奇同志从报纸上得到了罢工的消息，十分兴奋，立刻写信给我，询问罢工情况。他把信寄到了北京大学（这是我们约定的通信地点）。可是，我当时因为组织罢工，住到了长辛店，一直没有见到他的来信，少奇同志好长时间得不到回信，心里很着急，又给我打来电报。当时，正是罢工最忙的时候，我抽不出时间给他到邮局拍电报。结果，少奇同志以为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很为我们的斗争和我个人的安全担心。他见写信、发电报都得不到回信，又托到北京给我们送一笔捐款的粤汉铁路工会的一位工人捎信给我，让他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罢工胜利了，我才给少奇同志回信，他收到我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名义写的信以后，非常高兴，马上回信，祝贺8月罢工的胜利。他在信上说：“北方书记部（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胜利，也就是安源工会的胜利！工友们感到十分高兴！”

不久，他还专门在《工人周刊》上撰文。指出：这些斗争是在紧靠北京政府大门外发生的，那里（指前门火车站）距离帝国主义分子聚集的东交民巷（这里可以说是北洋军阀的太上政府）很近，可想而知，斗争的组织是多么困难；同时也说明斗争在全国影响特别大，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也特别明确。

同年11月，唐山煤矿工人大罢工时，少奇同志不但写信支持、鼓励我们的斗争，而且多次组织捐款支援。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就转来1600元。

少奇同志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那几年，给予我们乃至全国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帮助之大，使我万分钦佩，永生难忘。

从少奇同志给我的来信里，我知道他在安源工作期间，和在那里当工人教员的何宝珍同志相识，并结成了伴侣。少奇同志1923年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所总主任”，以后又做出了很多成绩。他领导的这个俱乐部，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时期，仍旧巍然屹立，真是硕果仅存！可以说，安源的工人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