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和1926年，刘少奇主要是在上海、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在这期间，他运用领导安源罢工的经验，在领导工人斗争中更加有勇有谋，作出重大贡献。

1925年春，刘少奇离开安源，先到上海后到广州，和邓中夏等领导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同年5月1日，第二次劳大在广州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工农联合等决议案和刘少奇参加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全总副委员长。会后，刘少奇又回上海，组织全总上海办事处。就在这时，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刘少奇同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

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各阶级中去，组成反帝统一战线，领导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遵照党的指示，上海总工会在6月1日公开宣告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即秘书长）。总工会一成立，马上发布总同盟罢工令，上海各厂各业工人热烈响应总工会的号召，纷纷投入反帝大罢工。在很短的时间里，工会会员就发展到22万人。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总工会的周围，成为当时上海波澜壮阔的反帝运动中一支强大的主力军。6月7日，以上海总工会为首，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协调和领导三罢斗争的统一组织。

正当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由动摇而妥协，于6月20日宣布单独提前开市。当天，上海总工会即召开代表大会，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作报告，讨论了对总商会开市的态度和办法。6月25日，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继续坚持罢工，“不得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上”。〔5〕在上海总工会的坚强领导下，上海工人罢工坚持近3个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

随着形势的变化，为了保存力量，巩固已得的胜利，党决定改变策略，即以工人自身的经济上及法律上的要求为条件，逐步结束罢工。从8月中旬开始，各厂陆续复工。在这期间，刘少奇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仅处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事务，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多次召开华商、外商工厂的工人代表会议，同代表们一起分析形势，制定斗争策略。如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华商纱厂代表会，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复工要有条件，又告诉工人提条件要根据斗争情况，切实可行，以争取胜利。〔6〕五卅大罢工极大地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同时也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力量的兴起，对上海总工会多方进行威胁、破坏乃至封闭。但是，刘少奇等在严重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组织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发动工人积极参加全国正在兴起的反对奉系军阀的运动。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以至积劳成疾。据《上海总工会三日刊》报导：“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总会未封闭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被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更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家中接洽各项事件………。”〔7〕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忘我工作的荣高品德。

1925年10月，刘少奇病势益重，只得暂时离开上海，南下家乡休养。但在路经长沙时，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纷纷抗议、声援及多方营救，赵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次年2月，刘少奇到达广州，受到广州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和慰问。

1926年3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举行1500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欢迎刘少奇。全总执行委员邓中夏发表了热情的演说，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历史及其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贡献。刘少奇也发表讲话，着重谈了领导省港罢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来订条约（即必须答应工人一定的条件）；第二我们要紧守秘密；第三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第四我们内部要团结得像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8〕刘少奇的讲话，受到与会工人的热烈欢迎。

3月8日、17日，刘少奇先后在洋务总工会等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提出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说：“我们工人阶级担负革命的重任，但怎样打倒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必须组织工人、农民及各种人民团体，并互相联合，再组织人民的军队——工农武装，利用政权铲除一切反动派，非得建立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我们才是真胜利。”〔9〕这个讲话，尽管今天看来有的提法不一定妥当，如笼统地把资本家看作敌人，但整个说来，他提出工人阶级的使命、党的领导、武装工农、组织工农政府、建立社会主义，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反映刘少奇通过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前进。

刘少奇到广州时，震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仍在继续。他的病情略为好转，便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共同担负省港罢工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已病数月，便由刘少奇代理委员长。这样他的工作更加繁重，同时负责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加强对广东和香港各工会领导干部的教育，1926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任院长，刘少奇、萧楚女等任教员。在5月25日的开学典礼上，刘少奇在讲话中阐明了劳动学院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培养工人领袖人才的目的，要求学员把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不挠，能够担负伟大事业的革命家，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去奋斗，以得本阶级的彻底解放，以后，刘少奇还亲自到劳动学院讲《工会组织法》，系统地总结了工会工作的经验，阐明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刘少奇的讲话对工人运动有重要指导意义。

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是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并在会上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牺牲最大，主张最为激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也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业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定不移的。”报告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特点，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要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或要求生活改良时，就会反动起来。工人阶级既要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又要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或其压迫工人运动时作坚决斗争。报告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建立联合战线。报告强调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一切的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10〕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重大意义，就是它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总策略，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