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坚持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完成工人运动的历史任务，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必须准备最迅速和突然的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这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很好地研究革命形势的变化，区别革命的来潮和退潮，革命形势的高涨和低落，必须注意分析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区分各种不同的地区；还必须从群众的觉悟程度出发，才能提出易被群众接受的，有最高成效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这就必须反对不根据具体情况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反对把斗争策略“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刘少奇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正确的策略，并且同右的，特别是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曾说，白区工运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讲斗争策略，不做秘密工作，不积蓄力量，隐蔽精干，把我们多少好同志送到敌人屠刀下，怎么会不吃大亏，怎么会不叫人痛心！我从1928年起，在党内，在共产国际，都反对过这种作法，至今不变。当时他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口号的转变》一文，就尖锐地批评了不顾实际情况，提出许多过“左”的口号，强迫群众执行错误的作法。他指出：“应该很谨慎的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和奋斗任务。绝不可单凭脑子里的想像随便规定出来，实际上不能代表群众真正心理的要求，甚至与群众的要求相左。这样的口号在群众中是无力的，不起作用的，根本不能号召群众的。”在1931年又发表了《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总结》等一系列文章和报告，正确地估计了群众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转变白区工作的方针和策略。特别是1936年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一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等一系列著作，总结了白区工作，包括工运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白区工作和工运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正确地解决了白区工作和白区工运的一系列方针、策略问题，对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防御和进攻的问题，刘少奇强调：“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如果‘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总是盲目、莽撞’〔12〕势必造成严重的恶果。必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对比，采取相应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革命高潮的时候，采取进攻的策略，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就必须转入有秩序的退却和防御。”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区别革命形势的变化，无视敌人的暂时强大，一再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暴动！暴动！再暴动！”在城市举行毫无希望的工人起义和大罢工，造成严重损失。刘少奇则正确地估计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在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提出了工人运动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对拚命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政策。正像列宁讲的，“简直不作声息”，以便积蓄和准备革命力量。早在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地出现了低潮，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盘马弯弓”，等待时机的思想，克服了安源工人某些急躁冒进的偏向，保存了安源工人的力量，“硕果仅存”，一直坚持到1925年。

关于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问题。刘少奇根据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提出了公开工作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去进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进行。并且提出，通过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来掩护秘密工作和“非法”力斗争，并争取和教育群众，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为了争取群众，提出要利用黄色工会。他指出：“我们号召觉悟的工人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反对派，难道不是因为到黄色工会里面去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更容易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更容易消灭黄色工会吗？”〔13〕如果拒绝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就会使我们脱离这部分群众，使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就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还指出要利用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的某些改善工人现状的条文，揭露国民党对工人的欺骗，开展工人群众的斗争等。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绝不是合法主义。合法主义反对一切秘密的非法斗争，这是错误的。相反，拒绝一切合法斗争形式，使秘密工作膨胀，也是错误的。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刘少奇估计到我们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将有更大公开进行的可能，但各地也不会一样，有些地方公开活动成为主要的；另一些地方，只能半公开工作，或者公开活动的可能较少，秘密工作还是主要的，在敌占区，党的组织还是处在绝对秘密状态。

关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在坚持政治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经济斗争。反复强调，经济斗争不仅是改善工人待遇的一种行动，而且也是对工人的教育和训练。这就是说，通过经济斗争可以使工人群众认识到谁是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者，认清反动当局的面目，争取广大工人自觉地团结在党和工会的周围，坚决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样逐渐启发工人觉悟，可以使工人运动“从低级的提到高级的”，“从部分的暂时的提到全体的永久的”，“从地方的提到国家的民族的，〔14〕政治斗争高度上来”。但是经济斗争不等于政治斗争，不能把工人运动停留在经济斗争上。刘少奇为了引导工人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斗争，总是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给工人斗争提出适当的政治口号，启发与提高工人的要求，使工人运动逐步向前发展。他十分注意从民众的各种经济要求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又时刻注意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积极为革命战争服务。把党的政治任务同工人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组织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是刘少奇一贯的思想。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刘少奇坚持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经济斗争，并使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抗日武装斗争联系起来。在全国胜利前夜，提出城市工作要保障工人生活，教育工人和把所有工人都组织到工会中来等重要措施，以便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在建国后，为了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经常地、密切地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按照必要与可能逐步改善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和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业以及其他一切措施的最后目的”。〔15〕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在今天愈加显露出它的重要性。

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者的问题。刘少奇在从事工人运动中，十分重视对基本群众的发动，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发动。他反复强调：“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只要这一关搞好，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16〕“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17〕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还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和利用一切同盟军。他说：“必须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并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即同“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18〕早在安源同李立三领导大罢工时，就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思想，广泛地争取社会同情，特别是利用了矿局的内部矛盾，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当时安源煤矿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路矿怕出不了煤，在帝国主义面前交不了差，主张和平解决，对驻军经过斗争，加上江西督军蔡成勋也电赣西镇守使肖国安主张和平解决，驻军转向中立；还争取了安源镇绅学商界头面人物的同情，争取了工人中参加过“红帮”的人的支持，他们不仅同情罢工，而且答应按俱乐部提出的维持安源镇秩序的要求去做。在罢工期间安源镇秩序井然，也使矿上一些职员（包括高级职员）对俱乐部表示同情。这些都有利于大罢工的胜利。相反“左”倾机会主义者就不懂得这点，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和暂时的同盟者，结果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