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的领导者组织者

刘少奇同志于1922年9月罢工的前夕到达安源。此时，罢工正在酝酿中。在之前，1921年冬，毛泽东和李立三同志等应安源工人的请求到安源考察，1922年1月，李立三被派至安源工作。他通过开办工人领先校，发动工人。5月，组织了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同志为主任。深受压迫剥削之苦的安源工人，一旦有了自己政党的领导，觉悟提高很快，工人参加俱乐部者“日以数十计”。路矿当局慑于工人俱乐部的发展，采取威吓和软化等手段破坏俱乐部，最后，勾结反动政府妄图封闭俱乐部。9月9日，当萍乡县府封闭告示下达时，因8日粤汉路工人罢工，路矿当局害怕安源工人发生连反应，要俱乐部不要公布封闭告示，以安工人之心，俱乐部以攻为守，当即提出不发告示可以，但要路矿当局履行三项条件：一、保护俱乐部；二、每月津贴俱乐部经费200元；三、7日内发清工人欠饷。限路矿当局9月12日午时前答复，否则即行罢工。路矿当局的第二次答复仍不满，俱乐部代表工人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的要求。经过反复交锋，工人斗争情绪十分高涨。9月13日夜，因所提条件未能实现，俱乐部下达罢工命令，发出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复工条件，除涉及全矿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和电机处外，全部停止工作，株萍铁路也同时停驶。罢工前，李立三因事去长沙，9月9日回安源。刘少奇罢工前夕到安源。他们参加或部分参加了罢工的酝酿活动，最后作出罢工的决断。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提任俱乐部同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罢工后，俱乐部组织监察队，维持矿区秩序；组织侦探队，各处探察消息，防止破坏。俱乐部还作了敌人镇压的应变准备，转移了重要文件。罢工中，俱乐部权威之大，工人纪律之严，就被派至安源镇压的士兵也为这赞叹。1922年9月28日上海《申报》上的长沙通讯说，这次罢工“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特举出监察者20人，手执白旗，到处巡视，工人对所监察者，亦如军士之对于官长，异常服从，镇压兵为所感动，亦与之表同情”。当年工人编的鼓动词《劳工记》中也有同样的描写：“军队开到安源地，只见罢工好秩序，虽然路矿把工停，工人并不胡乱行，纠察维持秩序好，并无工人来滋扰，我们军队要平心，不可威胁众工人。”这些事实说明，这次罢工酝酿比较成熟，组织得也十分严密。刘少奇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十分出色。

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批判刘少奇时，说他在罢工开始前反对罢工，在罢工期间提出“文明罢工”。压制工人的革命行动，这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说刘少奇反对罢工、压制工人的所谓根据是，1923年4月刘少奇和朱少连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以下简称《略史》）中，有“‘铤而走险’的大罢工”、“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俱乐部迫不得已，乃断然发布罢工命令”的话，还有罢工期间工人行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的话，从以上几句话中，怎么能得出刘少奇反对罢工、压制工人的结论呢？这些话与罢工前俱乐部向当局提出三项条件，当局不答应等情况联系起来看，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略史》的初稿在罢工胜利后不久就已形成，曾在1922年9月28日的《晨报》上作为消息报道登载过。上述一些话的语句在报道中都有，无论是《略史》或是报道，都是公诸于社会的。它宣传俱乐部作出罢工的决定是被迫的，是俱乐部在路矿当局不能完满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和工人斗争情绪异常激烈的形势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最后手段。这有什么错误呢？当时这样做，有利于争取社会同情，使工人俱乐部在政治上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至于“文明罢工”几个字，刘少奇没有说过，《略史》中说的“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的话，是工人代表向俱乐部提出的保证。意思是说，罢工时工人的纪律应当比平时更好。关于罢工期间的纪律问题，在罢工前，李立兰和刘少奇有些担心，因此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得到工人代表的保证。这本来中无可非议的事、工人的纪律对于罢工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它不仅可以使自己的队伍行动一致，而且可以博得社会上的同情，减去敌人镇压的借口。强调纪律，怎么能说是对工人革命行动的压制呢？说罢工是“铤而走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刘少奇在罢工前对于罢工能否取得胜利还无十分把握的思想。但是，这绝不能因此就扣上“反对罢工”的帽子。当时我们党建立才一年多，刘少奇和李立三也只是入党不久的青年党员，他们还没有领导这样一场斗争的实践经验，因而没有十分把握。但是，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把斗争引向了胜利，就当时的领导水平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检验罢工领导是否正确标准应该是罢工的实践。从酝酿罢工到决定罢工的时间里，俱乐部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一步一步提出斗争口号和目标，组织工人，加强罢工领导，严格罢工纪律，没有一件事实能说明刘少奇和李立三是反对罢工的。从一篇文章中，抓出几句话，断章取义，加以歪曲，这是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惯用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