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坚决的谈判代表

工人罢工后，刘少奇担任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在谈判过程中，他代表工人利益，坚持原则，斗争勇敢，基本上实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9月14日，商会和地方士绅代表出任调人，在俱乐部和路矿当局间商谈条件。路矿当局施展花招，假意说工人所提条件皆可承认，但要工人先复工。刘少奇则坚持先谈条件才能复工，要调人告诉路矿当局“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15日，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出全权代表同刘少奇谈判。这次，李立三也参加了谈判。路矿当局仍然以工人复工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遭到刘少奇和李立三的拒绝。16日，绅商学界写信给俱乐部，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对此，俱乐部发表宣言，坚持路矿当局如不承认条件，就无说话余地。路矿当局见先复工后谈判的阴谋不能得逞，便借用驻军的力量，采取威胁手段，压迫刘少奇答应先复工。他们把刘少奇请到戒严司令部，戒严司令李鸿程诬蔑工人罢工是“作乱”，声言如果工人不复工，就要将刘少奇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严正地说，这是万余工人的要求，即使将我砍成肉泥，也无法解决。李鸿程又扬言对工人也有法制裁。刘少奇回答说，那就请你制裁去。这时，数千罢工工人怕自己的谈判代表受害，将戒严司令部围住，喧声如雷，请代表出来见面，要求戒严司令和矿长去俱乐部谈判。在刘少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斗争下，戒严司令等才软了下来，表示条件可以商量，要刘少奇下午再来谈判。刘少奇愤怒地说，如果不谈条件，即不再来。刘少奇返回后，李鸿程即写信给俱乐部，对于威胁俱乐部的行为表示道歉，并愿为双方进行调解。路矿当局见所施的各种手段都不能使工人屈服，俱乐部领导坚强，组织严密，工人十分齐心，加之驻军的软化，各界人士也都希望尽快解决罢工问题，因而不得不坐下来同俱乐部谈判，俱乐部在有理有利能前提下，也作了适当的让步。17日夜达成协议，在从17日下午至18日凌晨的最后谈判中，刘少奇同罢工总指挥李立兰据理力争，同路矿当局和各界调人草订了协议十三条，18日早上由李立三代表俱乐部正式签字。至此，历时5日的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最后拟定的十三条协议，有的完全实现了罢工宣言中提出的条件。如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每月津贴俱乐部200元，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头不得由监工私自录用等。有的条款俱乐部作了让步。如工资增加的幅度，根据工种有所调整；矿局欠工人的工资分期发给，不是一次发清等。“四人帮”横行时期，把这种让步当作刘少奇出卖工人利益的罪证，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让步是在不损害革命利益的原则下，为了取得全局的胜利而作的让步，是革命的妥协。十三条协议是斗争的成果，绝不是什么投降的产物。把“不许妥协”，全部实现罢工条件，作为衡量一次罢工的领导者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标准，是十分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