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运用斗争策略

在安源罢工中，刘少奇协助李立三从实际出发，决定斗争策略。1923年初李立三离开安源调武汉工作后，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职务。在“二七”罢工失败，全国工运暂时处于低期的形势下，刘少奇不盲动，不冒险，巩固内部，坚守阵地领导工人取得了斗争的部分胜利。

争取社会同情、是安源罢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李立三回忆，在派他去安源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向他讲过这个问题，要他在安源从平民教育入手，取得合法地位。罢工前，毛泽东又写信给李立三，指出“哀兵必胜”，罢工的口号要“哀而动人”。刘少奇和李立三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罢工的两次宣言，都体现了这个口号，婉而动人，却又坚韧不屈。罢工宣言向。各界人士呼吁“我们要命！我们要吃饭！”声明“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将宣言中的这些话当作刘少奇散布“活命哲学”的罪证来批判，说工人罢工怎么是为活命！似乎只有每次斗争都要提出打倒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才是革命的。刘少奇和李立三在罢工中尽量孤立打击对象，利用路局和矿局之间的矛盾（路局方面对于罢工也主张和平解决），争取一切可能的同情者，哪怕这种同情是暂时的，不可靠的。驻军在罢工之初对罢工的态度比较强硬，经过斗争，加之江西督军蔡成勋也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主张和平解决，因而态度转向中立。安源镇绅学商界的头面人物在罢工开始时也站在路矿当局一边，劝工人先复工再谈判，后经过刘少奇、李立三的工作，基本上也站在调停地位，同情工人的要求。工人中有一部分加入过红帮，红帮的头子担任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又多是他的徒弟，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名拉拢工人。刘少奇和李立三争取他们，使之同情罢工，至少不要破坏罢工。经过工作，他们不仅支持罢工，而且答应做到俱乐部提出的维持安源镇秩序的三件事：一、关闭鸦片馆；二、禁止在街上设赌摊；三、不发生抢劫案。罢工期间安源镇的良好秩序，同争取红帮有很大关系。而安源镇的秩序井然，也使矿上的职员包括高级职员为之震动。对俱乐部表示同情。

1923年“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人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采取退守的策略，同时对资本家的进攻毫不退缩。这样，不仅保存住了俱乐部组织，而且争取了部分经济利益，扩大了工人的福利事业。当时，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中滋长了“左”的情绪，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刘少奇对工人中存在的一些过“左”的思想情绪，进行了艰苦的教育工作，个别的还采取了纪律措施。正是因为刘少奇运用策略得当，安源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之后仍然坚持了3年之久，直至1925年夏被封闭。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工作近3年中，他为中国工人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同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一起在安源共同奋斗的业绩，一直在安源工人中传颂着。

（作者系中国地命物馆研究馆员、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