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奇同志很早从事工人运动和长期做白区工作，是我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我同他在这方面的接触，主要是在1931年到1932年。1931年春，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那时，上海工人运动的形势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加上—些人的分裂活动，使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惨重的破坏。就连工作基础好的法租界电车公司、英租界的彩印工会、内外棉“十三厂”、海员总工会等有名的工会组织也都垮掉了，“全总”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机关。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想方设法把那些被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回到了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少奇同志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开展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既反对取消主义者在困难面前投降，又坚决抵制“左”倾盲动主义的种种错误。为实现这个方针，少奇同志主张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严格分开，又要巧妙地联系起来。他反对那种鄙弃一切合法手段，甚至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的做法，因为这会导致两项工作都遭破坏。王明上台后，他们号召在黄色工会里公开组织赤色反对派，少奇同志对我讲，这是自己把“红帽子”戴上孤立自己的愚蠢做法。当时从职工国际传来德国人写的《罢工如作战》的小册子，介绍德、法等国公开建立“赤色反对派”的经验，少奇同志反对机械地照搬欧洲工会的经验，使这本书没有印发。

少奇同志主张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积极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以争取群众，积聚力量。他反对不顾群众经济利益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盲目地要求“斗争！斗争！”“一·二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上海的闸北地区，日办十三个纺织厂成千上万的工人无家可归，大批涌入英租界，举行反日罢工，成了“难民”。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上街募捐，买米做成稀饭，救济这批工人，团结了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少奇同志对这一行动很称赞，并要我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汇报。著名爱国领袖宋庆龄为声援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送来两千块银元，却引起当时党中央的一场争论。有严重“左”倾情绪的同志不同意接受这笔捐款。当时的中央“左”得很呵！少奇同志坚决顶住了这种错误意见，支持我们全接受这笔捐款。国民党同日寇妥协，在上海停战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几万罢工工人要不要复工？又争论得很激烈。一些人认为不能复工，复工就是“投降”，一些同志主张复工。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应该复工，这是关系到几万职工的生活问题，犹豫不得。他果断地支持我们做出复工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

少奇同志讲究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他认为，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要避免和敌人决战，以准备将来实行革命的进攻，要从广大群众的经济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更大范围的战斗。他反对“一切不合作”的关门主义，主张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下层群众。

少奇同志的这些正确主张，曾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过。“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的党中央，不仅拒绝了他的主张，反而以此为理由，批评他，打击他，甚至撤销他的职务，诬称他是“右”倾机会主义。

历史是公正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少奇同志上述主张的正确性。可是，在1937年5月党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时，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还指着少奇同志的鼻子骂他是“老右”。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同志称赞这封信写得很好，是对党的白区工作的正确总结。在后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又肯定和表扬了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