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产阶级的妥协，使反帝统一战线开始发生分裂，工商学联合会组织日益涣散。学校放暑假，也影响了青年学生的团结战斗。再加上军阀压迫的加强，种种的原因使“五卅”运动的高潮难以持续地发展下去。7月6日，工部局断绝了对中国厂商的电力供应。这一恶毒的措施真可谓一箭双雕，既打击了上海资产阶级，又打击了工人阶级。停止供电以后仅华商纱厂就有51.3万只锭子停止转动，6万工人失业。软弱的中国民族产阶级如华商纱厂联合会等，此时不但不敢借助于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进行斗争，反而将怨气、仇恨一股脑儿地发泄到工人头上，甚至要求反动政府解散工会，压迫工人上工。这时上海工人明显地处于孤军作战的地位。

作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不但要在运动蓬勃高涨的时候，英勇地站在运动的前头，指引斗争的方向，并且要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善于组织退却，保存革命的力量。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改变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在当时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指示工人有条件地复工。〔12〕少奇同志对于中央作出这一正确决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据当事者说，当时在闸北香山里工人部的机关里，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工运干部商议罢工问题的时候，少奇同志说了很多理由，说明不能再继续罢工。陈独秀同意了。〔13〕这种在不利形势下善于组织退却的见识，体现了少奇同志特有的战略观念和全局观念，使他在以后“左”倾路线统治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中央发出指示的当天，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有条件复工，发布“为‘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指出：“在既无有力之外交，又无武力之后盾，徒以赤手空拳，与强敌相持”的情况下，“不能不审定步骤，先谋部分之解决”，提出最低限度的复工条件九条。同时说明，这并不是结束斗争，“对一切为国家争独立自由之活动，我全体工人必始终与国人共同奋斗。”〔14〕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和总工会的决定，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华商纱厂、日商纱、英商纱厂及电气、码头等各工会，分别召开代表会议，具体讨论研究复工的条件和步骤。由于李立兰为催促军阀政府颁布工会条例于8月28日离沪赴京，这些会议几乎都是少奇同志主持的。他对工人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反复说明“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来，不得解决，受各方面的压迫而失败，倒不如先提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只要我们有工会，以后我们自然会渐渐地得到最后的胜利”。〔15〕在组织有条件复工的过程中，少奇同志既坚持原则，又考虑到实际情况。他把经济利益同政治利益、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引导工人群众向前看。

华商纱厂谈判复工条件时，各纱厂工会代表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停工工人一律复还原职；发给停工期内工资等六项条件。在交涉中，厂方对停工期内工资只答应发2元，工人坚持须发8元，总商会表示愿拨一部分款，每人补足3元，仍不能—致，因而“迁延未决”。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积极引导工人站得高，看得远。正如列宁所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罢工时的‘积极作用’，不仅只是去鼓动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应当一贯利用罢工（以及一般的经济鼓动）去鼓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16〕刘少奇同志9月6日又主持召集各厂工会代表会议说：只要其他承认工会、停工工人一律复还原职等五条能担保实行，对停工期间款项一条就不必再行坚持，“因发款多少，不过暂时关系，条件如能答应，则系长久利益”。“经一再解释，各代表始皆承认发给3元”。为了表示慎重，少奇同志“将此事付表决，全体一致赞成”。〔17〕同时对于“承认工会”等条件则决不让步，直到总商会担保实行，才答应上工。

日商纱厂工人在复工谈判时提出：须俟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之后才上工。自然，工会条例的颁布，可能使工会组织在形式上取得“合法”地位，上海总工会曾为此作过不少努力。但在当时环境逆转的情况下，把这作为复工的先决条件是不合适的。因而刘少奇更强调引导工人注意自己的实际组织，他对工会代表说，“虽然工会条例未颁布，但事实上官厅和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工会”，“所以工会条例不要紧，实际工会是要紧的。我们以后的责任，就是要使工会更加稳固”。〔18〕

经过刘少奇等同志的艰苦努力的工作，党中央提出的“有组织的罢工奋斗，……有组织的上工”〔19〕胜利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