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奇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他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工人运动、建立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方面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实和丰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

少奇同志注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勤于调查研究,努力保持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身为国家主席,日理万机,仍然带头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亲自作调查研究,直接听取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要求。1961年四五月间,他去湖南调查,44天中有32天住在农村。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一个普通农舍里,他就住了18天,开了11个座谈会,并亲自到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同老党员、老贫农促膝谈心。他看到了广大社员深受浮夸风、瞎指挥风,共产风之害,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调查报告,提出了关心农民疾苦、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同年七八月间,他又不辞劳苦,不顾雨淋路滑,跋山涉水,深入大、小兴安岭,察看森林资源和林业工人生活的情况。由于他注意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因而对国家建设提出了不少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和主张。

少奇同志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严于律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到。他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1937年10月,太原失陷,我们撤退到临汾刘村。这时,少奇同志胃病复发,吃不下饭,更加消瘦了。他没有向组织上要求照顾,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进城以后,少奇同志对家属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经常让孩子们参加体力劳动,从不准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王光美同志随少奇同志出国,准备服装,少奇同志叫她到办公厅来请示我,是严格按外交部的规定办的。他家里的生活也很俭朴,平时吃饭,少奇同志的菜稍好些,孩子们吃一般伙食标准。后来,他全家干脆在食堂包伙吃饭。少奇同志晚上吃夜餐都是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发现公家为他报销了夜餐费,便诚恳地对中南海行政处的同志说:“我长期习惯夜间办公,和一般同志的情况不同,夜餐费不该让公家出。”他坚决要行政处的同志把夜餐费的单子开出来,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少奇同志长期身居高位,但依然保持了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人民勤务员的本色。

少奇同志作风民主,严守纪律。他一贯地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严格服从集体领导和组织决定。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有事总是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商量,乐意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对某项工作提出意见,总是事前经过充分酝酿,往往能得到大家的赞成。他原则性强,严肃认真,有时批评起某些同志来显得很“厉害”,然而这些同志也并不觉得他不民主。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他都不讲;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他都不做。有意见,他总是当面讲,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和少奇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彼此比较熟悉,来往也多,但他从来不对我议论别的领导同志。有些对一般干部不该讲的事,他也不给王光美同志和身边工作的同志讲。

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退居第二线,委托少奇国志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凡是重大事情,少奇同志都请示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少奇同志常常这样说:“我们这次讨论,把意见拿出来了,由我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同意了,我们就开始执行,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下一次再讨论。”他从不擅权、自作主张,十分尊重毛泽东同志。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炮轰”、围攻和一片“打倒”声中,陈毅同志仍然理直气壮地说:“刘少奇同志是我的好老师。”陈老总讲的是实话,概括得好!我同少奇同志接触30多年,深感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要学习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德,为实现四化这一壮丽的事业,多尽一分力,多发一分热。

少奇同志为之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永生的!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