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的监督机制

(六)健全 企业 环保信用评价的监督机制

社会信用水平与社会信用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总是以一种默认的 “加强社会信用监管会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的正相关的关系出现。并且,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社会信用监管与社会信用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从宏观层面上的总体水平来说,社会信用水平与社会信用监管的评价水平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社会信用监管水平越高,则社会信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社会信用各个监管维度的水平分别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非营利组织信用、个人信用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通过研究可知,这种正相关关系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完善的社会信用监管可以通过健全信用制度,减少其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并通过强有力的奖惩机制强化信用主体守信行为;其二是信用监管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失信行为,并完善信用服务体系,提高信用中介机构市场化程度,进而有效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1.构建多元化的评价监督体制

“多中心” 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到是在 《自由的逻辑》 中,博兰尼用 “多中心 (Polycentrity)” 来阐释他的社会秩序理论,他认为组织社会有两种秩序:一种是指挥的秩序或设计的秩序,另一种是自发的或多中心的秩序。前者是一元化的单中心秩序,通过下级对上级的终极权威的服从而维系其有序关系;后者是由多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行为单位组成,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受特定规则的制约,实现相互关系的整合。[74]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夫妇承接了这一理论,并针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共同创立了多中心理论,试图寻找公共事务市场失败的政治解决方案。

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治理框架中,核心要素是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有效监督,因此,一个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必须依赖社区中的人的参与管理,实现自我治理中的相互监督,依靠相互监督,使遵守规则的承诺变得有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是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基础上的法制经济,稳定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首要基础条件,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进和真正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5]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建设过程中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社会信用缺失问题。而社会信用监管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社会信用监管体系有所发展,但从最初政府在信用监管中的缺位,到多部门各自为政的过度监管,社会信用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不甚匹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依旧存在大量问题。

因此,应当构建多元参与式的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信用监管水平,通过提升社会信用水平,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多元参与式企业环保信用监管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

第一,应当完善政府监管体系,规范政府部门他律机制。要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企业环保信用监管模式,完善企业环保信用监管体系,首先就是要求政府进行角色与任务的转变。作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中的多元主体之一,政府应当由简单的直接管理转变为主导管理,成为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框架与政策制定者,规则、制度设计者以及市场管理者的角色。从我国目前企业环保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的成效来看,公众对政府监管行为的认可程度较低,这一方面由政府本身信用较低所导致,另一个方面由政府在企业环保信用监管工作中的过度监管或监管缺位所导致。[76]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笔者认为政府首先要转变角色,改变意识,成为企业环保信用监管体系框架的制定者,完善企业环保信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得各主体的企业环保信用监管有法可依,规范企业环保信用的监管行为。并且在健全企业环保信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同时,确保法规执行的有效性,强化信用行为;其次,政府要加大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的投入,克服信用信息的不流通,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建设区域联合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在这个公共信用信息交换平台上实现信息的传输与共享,建设合适的信用信息获取途径,建立联动式的多元参与社会信用监管模式,实现信用监管的时效性与有效性;[77]再次,政府要加强社会信用的宣传教育,强化社会信用观念,形成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在宏观上为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环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加强政府监管建设必须要规范政府自身监管行为,展现出一个良好的信用形象,提升政府信用,提高政府行为公信力。通过转变政府定位,健全信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社会信用信息数据库平台并规范政府自身行为,全面完善多元参与式社会信用监管体系中政府监管的建设,从而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第二,培育信用中介行业,发展信用市场监管机制。信用中介作为多元参与式社会信用监管体系中的市场监管主体,信用中介监管完善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提高信用监管效率。[78]因此,要完善多元参与式社会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必须要培育信用中介行业,对信用中介行业的行业属性、从业资格、竞争原则、评级程序及法律责任等加以规定,[79]发展信用市场监管机制。但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对信用服务行业的整体监管,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严格披露程序,提高信息披露标准,保证信用信息透明性、及时性、准确性,保护被征信者的隐私,保障被征信者的权益,也促进信用中介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强化公众参与意识,构建公共监督机制。多中心治理模式要求在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存在有私人的、公民组织等自治管理的主体的自发秩序的基础。因此,多元参与式社会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首先要强化 “参与”,除政府监管与信用中介监管两大主体之外,推动媒体、行业协会、独立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参与社会信用监管,完善多元参与式社会信用监管的社会监管。结合研究得出的实证数据,社会首先要加强媒体对各个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的监督与披露,并强化媒体职业道德与法规建设,确保其社会信用监管的独立性,披露信用信息的公正中立性;其次要为独立的社会团体对各个信用主体的信用行为的监督提供途径,确保其对社会信用监督的独立公正与有效;同时要充分利用行业协会这个规范约束企业行为的重要监管机制,使其发挥行业自律、行业监管、行业协调的职能,提高企业信用水平;最后,构建多元的自治主体,最重要的还有要强化公众参与意识,构建公众参与畅通的渠道,引导普通民众积极参与到对各个信用主体信用的监管中去,从而在整体层面提高社会信用监管意识,提高社会信用监管效率以提升社会信用水平。

第四,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加强主体自律机制。多中心治理模式要求公共事务的治理中自治主体的自发秩序、相互监督与自我监督,加强社会信用主体的自我监督,规范各个主体信用行为,从而在整体层面上提升社会信用水平。这首先要求政府对社会信用整体环境的引导,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其次,加强信用主体自我监管,要求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设立相应的内控机制,实现内部信用监管,并定期在组织内部进行信用文化与法规的宣传与教育,自规自律,展现良好的信用形象。最后个人也对自己的信用行为进行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从而在根源上提升社会信用水平。


[1] 张志奇、李英锐:“企业环保信用评价的进展、问题与对策建议”,载《环境保护》 2015年第10期。

[2] 王远等:“工业污染控制的信息手段:从理论到实践”,载 《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 2001年第6期。

[3] 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 《东吴法学》 2000年第11期。

[4] 李晓安、彭春:“论环保信用法治化”,载 《法学杂志》 2009年第1期。

[5] 秦虎、王菲:“环保信用:一种环境管理整合手段”,载 《环境经济杂志》2006年第33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参见国务院官网,载http://www.gov.cn/xinwen/2015-01/05/content 2800381.htm,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1日。

[7] [美] 阿奇·B.卡罗尔等:《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黄煜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8] 吴晶妹:《现代信用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9] McGuire Joseph.Business and Society,McGraw-Hill,1963.

[10] [美] 阿奇·B.卡罗尔等:《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黄煜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0 页。

[11]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载 《法学研究》1998年第5期。

[12] 崔利民:“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律规制”,载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 59414.shtml#m2,2015年10月11日访问。

[13] 樊英:“论公司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以清洁生产法为视角”,福州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4] [美]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8 页。

[15] [美] 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8 页。

[16] 王红:《企业的环境责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17]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学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18] [英]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上卷),赵荣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2页。

[19] “江苏探索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环保信用成为无形资产,守信企业有激励、失信企业受限制”,载 《中国环境报》 2014年7月9日。

[20] 袁凌:“西方企业文化理论的兴起与我国企业文化模式的重构”,载 《国外财经》 2001年第4期。

[21] 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企业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与启示”,载 《会计研究》 2000年第5期。

[22] 何建国、周秀明、冀冬鸽:“和谐企业文化对提高企业内控能力的研究”,载 《会计之友》 2009年第9期。

[23] 王竹泉、隋敏:“控制结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载 《会计研究》 2010年第3期。

[24] 李连华:“企业文化的内部控制效率分析”,载 《财经论丛》 2012年第5期。

[25] 李富贵等:“企业环境行为分析”,载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3 期。

[26] [英]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上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2页。

[27] 常纪文、杨朝霞:《环境法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页。

[28] 王莉:“农村资源开发区域法制保障的制度理性”,载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29] 刘建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涵、模式与路径选择”,载 《中共中央党校报》 2011年第6期。

[30] 王尔德:“环保不良企业将受融资 ‘软约束’”,载 《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1月3日。

[31] 万静:“测评发现多数环保部门履职不到位,企业环保信用信息犹抱琵琶”,载 《法制日报》 2015年3月19日。

[32] 薛景、王干:“环境风险预防中的信息公开制度”,载 《生态安全与环境风险防范法治建设——2011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 (年会) 论文集 (第 1册)》。

[33] 李晓安、彭春:“论环保信用法治化”,载 《法学杂志》 2009年第1期。

[34] [英]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上卷),赵荣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2页。

[35] “江苏探索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环保信用成为无形资产,守信企业有激励、失信企业受限制”,载 《中国环境报》 2014年7月9日。

[36] 之所以说是近乎单一的政府管制,说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已经有所觉醒,知晓社会力量发展作用的强大动力,但由于诸多原因,仍然没能走出政府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状。

[37] 杨冠琼:《政府管理体系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38] 常纪文、杨朝霞:《环境法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页。

[39] 王莉:“农村资源开发区域法制保障的制度理性”,载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40] Zhang B.Yang Y'BiJ:"Trac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credit policy in China:TGp-down",Joumal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1 (92):1321~1327.

[41] Ozen S.Kusku F:"Corporal e Environment al Citizenship Vari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Journal ofBusiness Ethics,2009,89 (2):297~313.

[42] Manfred Lenzen,Joy Murray:"Conceptualis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Ecological Economics,Volume 70,Issue 2,15 December 2010,Pages 261~270.

[43] E.I.Altman,A.Saunders:"Credit Risk Measurement:Developments over Last 20 years",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8),1721~1742.

[44] 王丽萍、宋姣姣:“国内外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研究综述”,载《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年第2期。

[45] John T.Scott:"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ume 16,Issue 3,September 2005,Pages 313~331.

[46] Gyöngyi Kovács:"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supply chain",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ume 16,Issue 15,October 2008,Pages 1571~1578.

[47] 刘嘉、秦虎:“美国环保产业政策分析及经验借鉴”,载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2011年第1期。

[48] Aerts W,Cormier D:"Media Legit imacy and Corporate Enviromnental Commu-nication",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9,34 (1):1~27.

[49] StaleyP:"Can Trade Green China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9,18 (61):567~590.

[50] 刘嘉、秦虎:“美国环保产业政策分析及经验借鉴”,载 《环境工程技术学报》 2011年第1期。

[51] Zhang B,Yang Y'BiJ:"Track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credit policy in China:TGp-down",Joumal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1 (92):1321~1327.

[52] Ozen S,Kusku F:"Corporal e Environment al Citizenship Vari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Journal ofBusiness Ethics,2009,89 (2):297~313.

[53] Manfred Lenzen,Joy Murray:"Conceptualising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Ecological Economics,Volume 70,Issue 2,15 December 2010,Pages 261-270.

[54] 王丽萍、宋姣姣:“国内外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研究综述”,载《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年第2期。

[55] 毕军等:“以信用管理引领企业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关于加强企业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解读”,载 《环境保护》 2016年第5期。

[56] Aerts W,Cormier D:"Media Legit imacy and Corporate Enviromnental Commu-nication",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9,34 (1):1~27.

[57] StaleyP:"Can Trade Green China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9,18 (61):567~590.

[58] 载国务院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5-01/05/content 2800381.htm,访问日期:2015年11月21日。

[59] 李晔:“论我国绿色信贷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国海洋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页。

[60] 阳露昭、姜渊:“论我国绿色信贷法律制度的构建”,载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年第4期。

[61] 陈向国:“‘企业环保信用评价’ 对企业发展是 ‘敌’ 是 ‘友’?”,载《绿色行动》 2013年第8期。

[62] 参见国家环境保护部 《2010年环境经济政策主要进展》。

[63] 参见国家环境保护部 《2009年环境经济政策主要进展》。

[64] 陈文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经济政策实施:问题与完善”,兰州商学院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65] 冯庆水、张学威:“加强我国绿色保险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考”,载 《2013中国保险学会学术年会入选论文集》。

[66] 王小江:“发展绿色保险亟须从技术、机制及环境层面进行改革”,载《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10年第2期。

[67] 何佩佩:“绿色证券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绿色证券的界定”,载 《福州大学学报》 2013年第1期。

[68] 吴竞:“我国绿色证券的法律规制研究——从紫金矿产污染事故谈起”,山西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69] 张文鑫、包景玲、常文韬:“中国绿色证券持续改进机制运行及完善建议”,载 《河北学刊》 2012年第2期。

[70] 刘植荣:“政府巨额环保补贴掉进 ‘黑洞’ 造成极大浪费”,载http://news.hexun.com/2014-06-22/165924822.html?from=rss,2015年11月1日访问。

[71] 李苑、吕望舒:“江苏探索环保信用体系建设——环保信用成为无形资产,守信企业有激励、失信企业受限制”,载 《中国环境报》 2014年7月9日。

[72] 丁启明、赵静:“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的建构”,载 《学术交流》2011年第3期。

[73] 张友良:“基于可持续发展视域的广西企业生态道德责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74] 郭薇:《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论行业协会在市场治理中的功能与实现条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75] 于新循、付贤禹:“从自律走向他律:我国政府信用的法制化探径”,载《社会科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76] 郭薇:《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论行业协会在市场治理中的功能与实现条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77] 刘建洲:“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涵、模式与路径选择”,载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年第3期。

[78] 刘苗荣:“个人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其对策研究”,载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2年第15期。

[79] 官光生、任耘:“信用体系建设与第三方信用评级问题研究”,载 《征信》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