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叙事与传记的能见度——读杨东标《如意之灯——储吉旺传》
南志刚
杨东标的新作《如意之灯——储吉旺传》，传主是宁波本地企业家储吉旺先生。对于储吉旺先生，我无缘结识，只知道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捐资赞助宁波的文学奖。通过阅读《如意之灯》，我们认识了储吉旺先生，我们理解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是如何艰苦奋斗，如何迫不得已地被社会挟裹着，走上了一条连自己都根本没有想过的人生道路。在所有的传记作品中，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性格都是环境的折射，人物所走过的路都是社会发展诸多可能性的一种实现。在实现了这一种可能性之后，也就意味着遮蔽或扭断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在许多传记作品中（特别是自传），传主都会发出“假如还有来生”的感叹。这种感叹并不是对自我的否定和追悔，而是对生命伸展的可能性的期冀与向往，是对生命不可重复的慨叹。古人常常叹息：“生年不满百”“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啊，人生只有一次，在有限的生命中，追寻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并一步一步践行、努力实现，方能显出生命的完整性和延展性。
苦难的经历和痛苦的情感体验，极其执着地埋藏于记忆深处，成为传记（他传或自传）的潜在材料。就此而言，经历过蹉跎岁月的每一个人，都会为真实还原、重新发现这个时代，提供一份带有独特体验的“历史证词”，都有成为传主的价值和意义。储吉旺先生是一位经历丰富、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不仅有着作为普通人的“历史证词”，而且有着这个特殊时代企业家（成功人士）的酸甜苦辣，其创伤和挫折比起普通人更多更重，对于后人还原社会真相、发掘时代本质、评估人生状况，具有更为鲜活更为深刻的价值。
20世纪著名思想家阿多诺曾经说过：“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要深刻而准确地阐释一个时代，必须揭示这个时代的苦难，没有苦难的时代是一个轻飘飘的时代，不能解释时代苦难的写作，就是一种轻飘飘的、远离真理的写作。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斯皮瓦克强调：“自传是一种创伤，在这里，历史的血迹不会干涸。”如果说，自传是人们认识自我、探究自我的甬道，是装载创伤的容器之一，那么，他传就是书写者认识传主、探究传主，并通过传主的创伤及其治愈过程认识社会、探究社会，不断走向真理的甬道。真正的传记写作，就是一种创伤叙事，文本揭示的创伤越大越深，对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和情感层次挖掘也就越全面深刻，认识和探究社会的能见度也就越高。传记的价值不是发奖牌、挂奖章，而是提供一种“能见度”，让读者见出人性的深度与广度，见出社会的真实和容量。
杨东标有自觉的创伤叙事意识，从叙述储吉旺少年时期开始，就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挫折与磨难：“那个鸡蛋一般大的伤疤，至今留在他的左小腿上。可以说，这是储吉旺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和磨难。它仿佛在预示，人生道路是不平坦的，需要他勇敢地去面对。”《如意之灯》是从创伤开始书写的人物传记，通过揭示储吉旺的身体创伤、性格创伤、心灵创伤、情感创伤等，还原了传主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提供了认识和探析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能见度。我们发现，随着储吉旺的成长，《如意之灯》为我们揭示的创伤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层次也逐渐从身体创伤向心灵创伤、情感创伤发展，每一次创伤治愈的时间越来越长，治愈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有些难以治愈的创伤，长期伴随着储吉旺，时不时冒出来干扰人物的成长。而储吉旺正是带着这些或大或小的创伤，战胜花样百出的挫折，在不断地治愈创伤和克服挫折中前行，成为时代的“这一个”。
《如意之灯》一开始就叙述小吉旺的身体创伤。作为这次身体创伤的发生环境，杨东标为我们营造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场景：“小吉旺骑在牛背上，哼着山歌，乐悠悠的。”“这是一束多么漂亮的百合花，由四朵喇叭一般的花朵组成，金黄色的花蕊从喇叭口子里吐出来，艳得令人炫目。”为了摘取这朵美丽的百合花，小吉旺意外地“被蛇咬了”。父亲看了伤口，断定他是被小老虎咬了。这次受伤纯属意外，但作为童年的记忆，深深地留存在了储吉旺的记忆里。与这次身体创伤一起并存于记忆中的，是“茶山下的激战”和宁海县城的解放。作者通过叙述一次意外受伤，将储吉旺的童年叙事与时代解放的宏大叙事镶嵌在一起，构成个人记忆与时代记忆的偶遇，不露痕迹地将传主纳入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的大潮中。
尽管“茶山下的激战”揭开了时代剧变的序幕，但民间生活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式运行着。储吉旺少年时代身体创伤的治愈手段和过程，就呈现出浓郁的民间色彩。按照民间的土办法，先用母亲的头发把小吉旺的腿紧紧扎住，再用烧酒清洗伤口，最后把“咂咂莓”嚼糊敷在伤口上。然而，这些土办法似乎不管用，伤口依然红肿，父亲背着储吉旺来到茶院卫生所，涂抹了碘酒和红药水，到庙宇里求了菩萨。这些现代科学方法和求神保佑，依然不管用，红肿不但没有消退，而且开始腐烂。父母亲决定还是用土办法：喝一碗拌着香灰的清油。于是，伤口开始结痂，逐渐痊愈。这时，创伤的治愈过程并没有结束，身体创伤给储吉旺留下了心理阴影。直到多年以后，事业有成的储吉旺捐资重修墩头庙，才算对童年时代的身体创伤有个完整的交代。
有意味的是，在储吉旺成年以后，无论是身体创伤，还是心灵创伤，都没有再使用民间的土办法。父母亲所熟知的民间经验，在以后的创伤治疗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传主也好，周边人物也好，大家竟然从来没有想起过。这种悄无声息的消失，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经验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在一个政治话语占据绝对强势的生态中，在一个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革命时代，传统的乡村伦理和民间智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强行遮蔽和遗弃了。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再一次捡起乡村伦理和民间智慧的时候，重归与重建的曲折和艰难，从储吉旺修建凉亭、西林寺、油盐寺、吉祥寺、宝莲寺、石窟寺的过程中不难见出。可以说，直到“心中有盏佛灯”，储吉旺才最后完成了创伤治愈。
如果说，储吉旺童年时期的身体创伤是一次意外的话，那么，青年时期的身体创伤就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这次身体创伤更为顽固，伴随着储吉旺的成长历程，每每到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这次身体创伤就发挥作用，对储吉旺的人生影响更深刻更长远。
这次身体创伤出现在第四章，是储吉旺在柔石中学读书阶段，所指时间明确地发生在1960年。此时恰逢储吉旺考上中学春风得意，正值储吉旺身体发育的关键阶段，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储吉旺遭受了第二次身体创伤。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学生也要充当主要劳动力，老师带着他们到大队仓库的楼上安营扎寨，融入抢种抢收的火热生活。然而，学生们年轻的身体，面对食物的单调与匮乏，还是不能适应。和同学们狂吃了几篮红薯之后，储吉旺的肚子痛了起来。土医生给他扎了银针，不但没有治愈，反而导致更大的身体创伤——血尿。从此，“血尿的病情也成了他一辈子不能褪去的记忆。”这是当代中国至少两代人的共同病症——“大跃进”的后遗症，政治和经济生态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体里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烙印。医疗条件的落后，耽误了多少病人，误诊、误治的现象绝不只发生在储吉旺一人身上。
比起童年时代的意外创伤，这次青春期的身体创伤，使储吉旺对于认识社会、探究社会的“能见度”明显增强。
如果说，《如意之灯》对储吉旺青少年时代的创伤叙事主要集中于身体创伤，那么，到了储吉旺的成年时代，作者的笔墨开始专注于心灵创伤和情感创伤。
创伤越深，治愈的时间就越长，治愈的手段也就越丰富。在心灵创伤的治愈过程中，储吉旺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既然对方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给储吉旺带来心灵创伤，这种创伤当然也要通过群众来疗救：首先是老工人吴加宾上台给储吉旺倒水，接着是工人小董拒绝批储吉旺，再是木工师傅的照顾，还有妻子冒险给他送小纸条，等等。为了治愈心灵创伤，储吉旺卖力干活，在劳动中消解心理压力。他自我激励，反复抄写陈毅《青松》诗。他在坚持，周围的工人、家人也鼓励他坚持，终于坚持到1979年7月12日，厂里开职工大会，在宣布他受审结束的同时，还被评上了当年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大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堵巨墙终于崩坍了。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180度翻转的玩笑，纠正历史错误只是一次会议、一个文件、一个通知。可是，处于这种历史玩笑风暴眼中的储吉旺，承受了多么沉重的压力，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血尿症伴随受审而来，对他的身体创伤和心灵创伤形成双重打击，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阔达的胸襟，很难坚持下来。
痛定思痛，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储吉旺并没有放弃反思，并在反思中完成了自我疗救。“这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历史造成的。我们无法脱离那个时代。时代造成的伤痛，是全中国的，是全国人民的，谁都无法逃脱。但是，人的品质还是有高低之分的。品质崇高的人，即使讲错了话，做错了事，知错能改，品质还是高尚的；品质低下的人，不管你得势，还是失势，都会表现得丑陋卑劣……让人性回到向善上来。”储吉旺把个人深深的心灵创伤放置在时代创伤的语境下思考，淘洗了怨念，消解了仇恨，回到人性的本质——向善。想通了这些，也就大彻大悟，原谅了一切，就会卸下沉重的负担，轻装上阵。到此时，这次刻骨铭心的心灵伤痛，才算完全治愈。
《如意之灯》书写了储吉旺一生中的多次创伤，这些大大小小的创伤及其治愈过程，构成了传主丰富多彩的人生，也成为时代的缩影，因为“他与祖国同命运”。每一次创伤，都是对主人公的考验；每一次治愈，都是主人公的自我超越。正是不断的考验和超越，成就了“世界搬运车之王”——储吉旺。
储吉旺，一个社会的普通人，一个时代的成功者。因其普通，才会有这个时代普通人都会经历的创伤；因其创业，才会比普通人经历更多更深的创伤；因其超越，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走向世界搬运车的巅峰。杨东标塑造的储吉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性的独特视角和解析社会的“能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