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之灯：照亮自己，照亮他人
谢志强
阅读《如意之灯——储吉旺传》过程中，我做了两方面小小的统计：灯和想。
四十多万字的长篇传记，写了储吉旺的童年到老年。杨东标有十二处写到灯（含题记）：童年的储吉旺五岁时还吃母亲的奶，后来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母亲信佛念经，常年点灯；他看戏，夜路归家，村民举松明点亮的火燎灯；还有他不慎打碎了老师的美孚灯的灯罩；黄浦江小舢板的老渔翁夫妇舱内点亮的一盏昏黄的灯；小院读书的那盏灯；以及搬运车的两盏车灯……不同年龄、不同地点、不同对象，灯这个意象贯穿了他的人生。灯的光亮，由外部和内部构成，从而内化为储吉旺内心的人生之灯。他被前辈照亮，同时，也照亮别人。灯是一种意象，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风俗。他所成长的那片土地，有过节挂灯的风俗，人们称那是如意之灯。杨东标将各种各样的灯与储吉旺的人生有机地融合，人与灯相互映照，使整个传记在传统文化的光亮里，构成了自然而然生发出的形而上的意味。这既是成长，也是升华。这是杨东标对素材诗意的提炼：以轻提重、以小示大的表达。
通常写人物传记，只写人物怎么做怎么说，不写怎么想。尤其是漫长人生的人物传记，作者不敢轻易介入人物内心。可以说，这是区别虚构与非虚构的一个界限。但是，杨东标冒人物传记之忌，频繁地启用了“想”，有五十余次之多。传主的“想”以“心里想”“感到”“觉得”等方式出现。这是采用全知全能的小说作家的视角，而且是第三人称叙事的方法。
这涉及作家与传主的距离和关系。此前，杨东标已写过王阳明和柔石的这两部人物传记。明朝的王阳明、民国的柔石，我的感受是，尽管时空相隔，但是，杨东标有一个能耐，就是接通作家与传主的心灵。接通心灵关系，使两者消除距离、心境通融、情绪饱满，那是有灵魂的写作。而且，杨东标不越界，只以运载着言行的情节、细节呈现传主的形象，保持着客观的姿态。
到了《如意之灯》，他写了储吉旺的所做所说，还有所想，是微观的特定情境之想。这个传主很特殊，因为，作者与传主是同龄人、同乡人，有共同的志趣，还是多年的朋友。那么，对记述储吉旺的所做所说所想，杨东标已成竹在胸。有时，小说家对人物的体察和浸入到了彼此融为一体的程度。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创作非虚构的《如意之灯》，杨东标有着特别的优势——他已与储吉旺接通了心灵，对于人生，都已感同身受、心有灵犀。所以，作品会频繁出现传主之想——内心活动的描写。与其说是作家忍不住要表达，倒不如说是潜意识的流露。
杨东标写人物传记，遵循一个信条：文必有据，事必有证，无证不言。就是说，笔笔有出处，而且落在实处。《如意之灯》一书，可见他的搜集资料、采访考证所做的严谨细致的功课。同时，我也看出其中友谊的浓度（写传主的想就是标志），作家和传主几乎是零距离的。过于熟悉传主就容易陷入其中，而传记要求作家超脱其外。杨东标妥善地把握了这个度，他能置身其中，又能超然其外。这体现在了心灵、意象、结构的三个层面的处理。
第一个层面是微观的心理。它指特定境遇中，传主的所做所说以及所想。细微之处，作家置身其中。作家不但写了传主之想，而且，还以第一人称的“我”直接出面，留下与传主面对面交谈的场景，有一种亲切的真实性。这也给了多次出现的第三人称的“想”一个自然而合理的叙述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宏观的精神。它凝聚、集中地体现在贯穿传主人生的灯上，而丰厚的浙东文化似灯油，支撑、滋养着传主的成长、成熟、成功，这样就有了储吉旺心中的那一盏长明、慈悲、智慧之灯。如意之灯这个意象由此有了象征和寓意，凝聚了东方智慧。所以，我说，人物的精神饱满。
第三个层面是结构的建构。不同的传主有着不同的叙事。杨东标创作的三部人物传记，《柔石二十章》采取片段集合的方式，二十章也是二十个片段，让读者参与组合。《此心光明——王阳明传》和《如意之灯——储吉旺传》，因传主的传奇色彩，都采取戏剧化结构的方式，而后者的建构痕迹更为明显。百余个小故事，构成了传主的人生大故事，必须有适当的组织结构。杨东标将戏剧的方法引入传记的创作，用戏剧化增强传奇性。
这种结构的建构，体现在杨东标对零散的百余个小故事的总体的组织、安排，表现在文学的组织纪律或者说戏剧化的操作上。每一章、每一节，作者都安排了小转折、小悬念，以如下方式起承转合：“有个小故事，至今他还津津乐道”“前文说到”“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呢？”等。可见，作家调度故事的从容自如。他时不时能发现作者运用古典说书的方法来增强戏剧性，带有“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常常逸开进行引用、考证，加强文本的可信度和时空的纵深感。比如，“在这里插叙一段”或“现在，我们再来说”，甚至涉及文本的进行时。比如，“很多年之后，也就是我为储吉旺写这本书的时候”等，收放自如。可见作家的超脱姿态，同时也体现了传主的人生超越。调度故事的同时，他还调度了时间。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时不时地被体现在具体的叙述中。这种效果，还调节了叙述的节奏，把传主放在多维的时空中去观照。这样多变多元的叙述，还生成一个效果：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的是血脉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历史的烙印，使读者思考：人物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走到现在？传记的副标题是“世界搬运车之王”。我记住的是主人公搬运（传承）的东方智慧——饱满的人文情怀。
杨东标将文本的三个层面有机地融汇，有序地建构，有力地表达。他凭借传主的“如意之灯”，使得这部传记有“三鲜”：人物形象鲜活，表达特色鲜明，精神境界鲜亮。
人物传记，第一要务当然是写好人物形象。其实，传记写作考验的是作家的发现能力，尤其是发现细节的能力。杨东标有发现细节的敏锐，讲究细节的安置。本书中有许多细节可圈可点。比如，写到储吉旺童年时的衣服、鞋子，由于物质匮乏、家境拮据，他上学途中换草鞋和布鞋的细节。比如，写到企业已做大了，引叙的一则储吉旺的备忘录，蕴含了传主的人生观：生生死死的并置，大大小小的平等。那是生命的旋律，是诗性的发现，是情怀的传达。我记得卡夫卡的日记有一则：“一战爆发。我去海滩游泳。”说的是大事小事的平等，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然而，储吉旺的这则备忘录里有温暖。比如，写人物与时代的转折：一堵旧墙倒塌，一棵枇杷树立着。这不是理性逻辑所能解释的，但是，这是人生也是文学的隐喻。比如，写一个动词的细节：捉筷。储吉旺的腕骨断裂，一个“捉”字，传达了人与筷子的关系，我体会出宁波方言的妙用。比如，《读书的乐趣》那一节，摇晃的细节，将地震与阅读（也是危险与乐趣）并置，外边一派惊慌，但室内的储吉旺却平静地说：“我在看书呢。”如果说“文革”的遭遇有荒诞感，那么，地震中的处惊不乱，则有黑色幽默的意味——沉湎在阅读的乐趣之中，内与外形成反差。
我也有过和储吉旺同样的地震遭遇。我视储吉旺是个重量级的书痴。他的这种从容姿态，使我想到德国作家伦茨的一篇短篇小说《嗜书魔》，小说描写一群恶棍闯入室内，面对暴力，年老的书痴说：“让我再看最后五页。”书痴的平静镇住了恶棍，仿佛书痴有强大的后盾。阅读是储吉旺的人生乐趣，由此，表现出一个可爱可亲的形象。我想到现在许多人物传记，人物都高高在上。杨东标的方式，是让传主在读者中间有亲和力。
我读《如意之灯》，是读杨东标呈现出的储吉旺的形象，故事和细节里传达出关于储吉旺精神方面的词语有：尊严、平等、担当、信誉、情怀、从容、慈悲、敬畏、执着、爱国、睿智。
“如意”这个词，源自印度梵语——阿娜律。它与世俗生活与佛教文化均有关联。储吉旺给企业起了这个名称，也是一种祈愿。他将童年接受的精神滋养，以物质的形式反哺社会。储吉旺的人生表明：一个人的心中有了一盏长明灯，照亮了自己，同时也照亮了他人。
《如意之灯》在细部上，多有小变奏，而在整体上，还有个叙事的大变奏。第一至十八章，从时间上是顺叙的。第十九章起，仿佛出现情节的旋涡，转为话题式叙事，即以某个专题的形式，合并同类项，像是话题，表现的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或融合。这是一种处理零散和庞杂的人生故事有效的表达方式，而且，带有明显的评传的味道。传加评，评表现在作家的抒情和议论上，有感而发，带有主观色彩（我曾在杨东标的戏剧里领略到，他在王阳明的形象里投射了自己的人生感悟），着重写储吉旺的儒商形象：商天下，文引航。这就是文化的持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