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作家与传主的关系——杨东标《如意之灯——储吉旺传》读后
袁志坚
《如意之灯——储吉旺传》是一部大书。二十八个印张，四十余万字，可以一口气读下来。传主是一个有胸怀和气度的大写的人，大写的人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储吉旺董事长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他是个有激情有故事的人。作家是大手笔，杨东标先生写过柔石、王阳明的传记，善于驾驭大题材。他又是储吉旺先生多年的知心朋友，两个同时代人有着许多共同的阅历和感悟。所以，这部书很厚重，时间跨度大，有历史感，也有现实意义，可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
我这里只想讲一个问题，即作家如何处理与传主的关系。这既是一个文学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文学伦理问题。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人或许会说，杨东标是在为储吉旺树碑立传。这就误解了杨东标先生写这部书的立意，也误解了储吉旺先生的初衷。杨东标非常严肃地思考了他与传主的关系问题，他的笔下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丰富的储吉旺。作家和传主是两个独立的人，都有着独立的人格，所以，字里行间折射出人性之光。我用汉字里的三个会意字，描述一下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比”“化”。
“从”，从字的形态看，是两个人同向而行。《说文解字》注：“从，相听也。”虽然作家杨东标与传主储吉旺相交往四十多年，在人生道路上，两个人也是同向而行的，甚至可以说彼此知根知底，但是，为了写这部书，杨东标先生仍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采访，多次与储吉旺先生长谈，走访了许多人，查阅了大量资料，掌握了扎实的第一手材料。这部书的后记中介绍，他一共采访了近百人，写下了一百多个故事。整本书读来似乎就是传主在缓缓讲述，传主的形象跳出了纸面，一个个场景栩栩如生，将读者拉进了共时状态。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染力，我想，首先是作家和传主之间互相倾听，互相形成了人格感染。特别是作家善于倾听，在倾听中获得了新的素材，形成了新的思考，增加了新的情感。没有这样的倾听，没有深入到传主的生活当中，作家就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实可感。
“比”，二人向阴为比。《论语·为政篇第二》记载，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国语·晋语》中留下了叔向“君子比而不别”的见解。孔子认为，君子为人要包容，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以自我为标准去要求别人，不要有私心、成见。所以，《国语·晋语》所记载的故事中，籍偃发问了：“君子有比乎？”叔向回答：“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引党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叔向所说的“比”，有见贤思齐的意思。叔向所说的“比德”，是德性的交往。回到文学上来，文学的伦理是什么？文学叙事的逻辑是什么？应该是作家的价值判断，是作家从题材中提炼出精神价值。再回到《如意之灯》这部书上来，杨东标先生对储吉旺先生的人物形象刻画，是包容的，采取的是平视的视角，又是正面的，在叙事中捕捉了一个个人性的闪光点。这就是合乎德性的，竭力避免了掺杂了私人情感的溢美之词。杨东标先生自述，在写作时他常常有着“超过朋友的感情界限的感动”。这就是一种君子之交，“比德以赞事”，赞事而树人。
“化”的甲骨文，像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写传记文学，作家既要“进入”“体己”，感受传主的内心变化、精神世界，又要拉开距离，以他者的眼光“旁观”。由于作家与传主的特殊关系，杨东标不时在作品中亲身出场，作为见证者、亲历者，与传主形成呼应，有时也跳出局外，拉开景深，看到了更广阔的现实。储吉旺经历了世事沧桑，有成功、苦难，拼搏、抗争，畏惧、勇敢，慈善、憎恶，里面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包括阴差阳错，甚至是荒唐悖谬。这些故事、细节，作家写得越是客观冷静，越是显得波澜起伏。读者可以感受到传主的坚定执着、不折不挠，在经历时代的种种变化后，在经受命运的种种考验后，一个人的内在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包括他的信念、品格、立场、性格，都有情有感地被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些变化，作家写出了传主整体的人生，写出了他人生总体的目的和意义（自我实现和大爱向善），始终书写的是他具体的言行、具体的情感，连他的不近常情常理也是能够令人信服地与他的整体人生关联起来的。同时，通过人物的形象塑造，通过刻画时代刻在人物身上的印记，写出了时代的总体轨迹。作家深刻理解和体会了传主的人生，又保持了自己对人生对时代的独立思考，保持了自己的思想高度。书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议论，这里就不具体引用、举例了。
对于传记文学而言，作家与传主的关系是决定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元素。杨东标先生坚持文学书写的自由和良知，因此，写出了一部发乎内心、接通灵魂的好作品。从这部作品中，读者可以见到传主的人格，也可以见到作家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