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广州，执教中大

吕复与广州、与中山大学都渊源颇深。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孙中山先生结缘于同盟会，[22]在1917至1921年广州国会非常会议期间参与宪法会议制度工作，长期活跃在广州民主革命的第一线。他在1937年9月至1942年7月执教于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政治学系教授，其中1937至1939年度兼任政治学系主任，他与中大师生共渡了战时迁徙和异地办校的艰苦岁月，见证了中山大学法科发展的最坎坷时期。

他在中大任教期间，撰写包括《比较地方自治论》等宪法学著作，奠定了中国宪法思想比较宪法学派的历史地位，对新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有巨大影响。[23]吕复过往参与起草的多项国民议会草案和宪法性文件，如今也是研究中国本土宪法思想的宝贵材料。

吕复与中大的结缘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当时吕复任职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所在地天津遭日军侵略，即告沦陷。华北日伪政权部长宋介来请吕复出任华北日伪政权的教育部长，吕复不愿意屈服，只好到了南方，避走香港。他辗转几处，终于1937年9月10日赴中山大学任职。吕复在其著作《比较地方自治论》中也提及了在中山大学的执教生活：“抗战之后，不佞承乏国立中山大学讲席，其政治学系课程之中，原定有地方自治一门，即日不佞任之。其教材大体仍本昔在燕京时之旧稿，而间有增删。先后十余年始行脱稿。从游诸君，以笔记仅能得其大概，未能详尽。咸以出版来相督促。不惴其陋，遂以讲稿付梓。疏误之处，实所难免，取而正之，是所望于当世之研究新学者。中华民国三十年孟秋之月北平吕复仅序于粤北武之校舍。”[24]

吕复到中山大学任教，原是受时任校长邹鲁函聘。当时中大法学院扩大招生，需要增加一部分教职员工。邹鲁认为师资是决定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注重与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学者进行交流，邀请全国著名学者来广任教。邹鲁长期关注北方高校动态，国民党内部人脉也能使其及时了解吕复南下的信息，于是他邀请当时已经享誉全国的吕复到中大法学院任教，并请其担任政治系主任。[25]

有史料提出，吕复早在1925年左右就到中山大学任教了：“1925年，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未几，赴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私立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6]且吕复在1927年《中大季刊》第1卷第4期上曾发表《社会学渊源》一文。[27]但如果仅凭这些断续语句就推断吕复曾早于1925至1927年间就任教中山大学，或有些许武断。笔者查阅台湾“中央研究院”库存的各类民国人物史及抗战期间的资料，均未有相关记载。尤其吕复在其1927年出版的专著《社会学》一书中的落款是“中国大学文法科教员吕复”，所以，笔者认为吕复未在1925年前后任教中大。不过，他后来同意任教中山大学，也应与其早年和中大的旧缘有一定关系。

吕复到中大任教时已58岁了。但他没有丝毫的懈怠，作为政治学系主任，需要负责上至大小院务、教务会议，[28]还需要担任考试委员等。[29]

吕复在中大法学院开设的课程覆盖了中国法和外国法。比如1937年度，他开设了中国法制史、地方自治两门课程，[30]1939年度增设宪法课，1941年度上学期又新设了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孔孟荀哲学，另有一门总理遗教课程。[31](https://www.daowen.com)

除了授课，吕复还担任法学院学生的导师，与法学院师生一起开展研究，指导学生的研究计划。他汇报自己的“中国将来之宪法政治及地方自治之应如何设定”研究计划时，提及将与助理研究和学生数人一同工作，主要通过编著及与学生课室内讨论进行研究，并计划长期开展该研究工作。到1939年5月时，吕复针对此课题已有成书《比较宪法论》，并称正在编著各国地方自治相关文章。[32]

吕复在中大任职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及时评。其中，他在《华侨战线》1938年第1卷第3、4期上刊载《华侨与政治》，论述了华侨之于中国政治的关系；1939年，他于《中山公论》第1卷第5期发表《论今后之中国宪法》，论述了国家稳定发展少不了根本大法；1940年，他在《建设研究》上发表《中国宪法运动之回顾与展望》，论证宪法与国家的关系，将其比作布帛菽粟之于人生，“极属寻常，并非若何高远，莫可攀致……政权为公器而非私有之物”，并认为地方自治是宪法之基础；1942年，他在《中山学报》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华伟大民族形成之诸种原因》，提出中华民族消化机能极强健，原因有六：特殊之婚姻制度、一律之文字、异籍互用之官制、机会均等之应考权、不执分别之宗教观、融和他族之应时政策。这些论文与时评，均为吕复对宪法学的研究与经验的总结。

除了文章，吕复也重视著书立论。在中大期间，他结合自己的过往讲稿，完成了《比较地方自治论》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精辟地总结了各国各地政府制度的特色，也精准概括了当时中国法律制度的创设情况，“就沿革以言，吾国政府虽历经变迁，然历代以来，以中央为最多。至于地方，往往沿袭前代之旧，即有更张，为事无多。且政制之事，其短长得失，非参观互证，无由相形而见。故比较立法尚焉。于是乃取外制而与吾国之旧制现制，互相参证，就立法理论，而言吾国地方制度之应如何取舍。其所取资，为美、德、英、法诸国。以其为制多出自创，而又各有体系，且又为他国仿行之本。至若日本，其地方制度，本仿法制而来，自无创获。然吾国当清季变法，九年筹备之际，其时所谓新政，大都仿自日本。当时所行之各级地方自治，亦复如是。”这种从比较法视角出发的研究思路与论证方法，在那个年代让人耳目一新，至今仍有极大启发意义。

在日常教学工作以外，吕复也热情关心学生的生活。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政治环境复杂，物价飞涨，师生皆不同程度地陷入生活困难的境地。吕复热心为贫困学生解决困难，为法学院多个学生签署家境清贫证明书，方便学生请领补贴和优惠对待。[33]吕复对学生的关心爱护，足可见之。

吕复在中大任教的几年间，法学院曾因战乱被毁，更数次迁校，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作为系主任的吕复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