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吕复在中山大学法学院执教五年，勤勉敬业、教书育人，其时正值全国艰难抗战高校内迁时期，也是他比较自治论思想成型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中大师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精神财富。
他曾在文章《社会学溯源》中探讨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夫人类不能遗世而独立，必依群而生。其群也有志向，有性情，有行为，有组织，复能随其所处之境，与时俱进，与其他生物之群迥异。故人而能群，社会斯起，惟因人类智能因时因地，或有高下，社会文化亦有隆污，要之人类与社会二者不能分离，自古如是也。亚里士多德尝谓：人为政治动物，实则不如谓为社会动物之为愈也。”[43]他认为，正因为人是政治动物，因而要树立良好的政治制度，而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就是建立法治。
吕复坚信，法是每个人都得遵守不渝的，他为此将一生都投入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中，以制度建设和教育事业为出发点，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呕心沥血。他对宪法学的研究成果，如今仍是后人研究中国法治的宝贵学术材料。
后人从各种历史档案、他人忆述及其本人著述中可见吕复冷静理智的学术研究精神、坚强不阿的人格。这位了不起的宪法学家、教育家为中国法制发展所作贡献，中大法科的学子更应铭记。
[1]. 参见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第86页。
[2]. 参见严泉：《民国时期制宪模式的透视》，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10月号，第51页。
[3].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单。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test/2008-02/20/content_894366.htm，访问日期：2019年6月24日。
[4]. 参见严泉：《民国时期制宪模式的透视》，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10月号，第51页。
[5]. 参见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6]. 参见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7]. 吕咸，法学家、政治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曾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参事，湖北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河南省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工商厅长、财政厅长、建设厅长，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河北省银行董事长，民生银行董事长，通商银行董事，中央银行国库局长等职。参见辜振甫：《中华民国工商人物志》，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1963年印，第114页。
[8]. 参见金姝：《吕复先生民国二三事》，载《张家口晚报》2015年1月1日。
[9]. 参见张连仲：《宣化一中老校友吕复先生事略》，载《张家口晚报》2014年2月19日。
[10]. 参见陈刚：《民国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8~34页。
[11]. 参见李春香：《投身政治的法学教育家吕复》，载《档案天地》2003年第3期，第42页。
[12]. 参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出版，第271页。
[13]. 参见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14]. 参见［日］桥川时雄编纂：《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年版，第243页。
[15]. 参见吕复：《比较地方自治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16]. 参见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爱国主义者吕复》，载《张家口文史资料（第十辑）》，张家口出版社1985年版，194页。
[17]. 参见吕复：《比较地方自治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18]. 参见《张垣市半月刊》1948年第1卷第2期，第6~8页。
[19]. 参见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6页。(https://www.daowen.com)
[20]. 吕复在其著作《社会学》（1927年版）自序中称“辛酉省亲北归，以王儒堂之荐承乏中国大学”，参见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6页。
[21]. 吕复在1930年《中华民国约法私草》序言中还提到，尽管自己受到汪精卫邀请起草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成为“太原约法草案”的蓝本，但一方面是自己草拟宪法草案在先，汪精卫邀请在后；另一方面是自己“身为党外者”，对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党统之争既不想辨别，也不想知道；之所以草拟宪法草案，是因为觉得成文的根本大法对于保障地方自治之组织、人民之权利义务、各种社会经济组织至关重要，且非常必要。参见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22]. 参见吕复：《北京临时执政府教育次长吕复等祭文》，原载《孙中山奉安大典》，现收录于吕复著、周威点校：《吕复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页。
[23]. 参见韩大元：《比较宪法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74页。
[24]. “本大学各学院各设院长一人，各学系及研究所，各设主任一人。由校长聘请教授兼任之”，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规集》（1937年5月总办公厅编印），第2页，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馆藏。
[25]. 黄福庆：《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第17期，第71页。
[26]. 参见徐友春、蔡鸿源、周兴培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9页。
[27]. 参见吕复：《社会学渊源》，载《中大季刊》1927年第1卷第4期，第1~6页。
[28]. 参见1937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法规集》（1937年5月总办公厅编印）：“第三四条 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事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教授所互选之代表组织之。”“第四四条 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第四十二条各部馆主任组织之。”“第四六条 院务会议，由各该学院教授副教授组织之，以院长为主席，决定各该学院教务事项。第四七条 系务会议，由各该学系教授副教授组织之，以系主任为主席。”
[29].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关于聘吕复为毕业考试委员的函》，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4-0845-161；《法学院一九四一年度下学期各学系四年级应考课目表》，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4-523-066至067。当时，“学期考试与平时考试时，均须由担任教员亲临监考，若该教员因特别事故不能到场监考时，应由院长派人代理。”
[30]. 当时吕复每周共教授政治系三年级A班地方自治2小时、四年级A组中国法制史2小时、三年级B组行政法各论2小时、四年级B组中国法制史2小时。参见《黄元彬：十一日法学院布告 本年度上学期本院各系级课程时间表》，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年9月30日，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藏。
[31].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及副教授所授科目调查表》，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2-730-041。
[32].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各学院实际问题研究报告表》1939年4至5月记录，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五—6750。
[33]. 参见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学生《学生谢耀中的家境清贫证明书》，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4-73-159；其余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学生的家境清贫证明书中，亦多见有吕复签名，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4-73-167、020-004-74-055、020-004-74-131及020-004-74-152等，此处不再赘引。
[34]. 参见李春香：《投身政治的法学教育家吕复》，载《档案天地》2003年第3期，第41~42页。
[35]. 参见黄义祥：《国立中山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载《南华烽火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辑广州文史第六十四辑》，广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36]. 《本校一九四二年度教员业已聘定（五）》，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2年12月8日，第2版，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藏。
[37]. 参见《张垣市半月刊》1948年第1卷第2期，第6~8页。
[38]. 参见《徐永昌日记》1948年11月6日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扫描版。
[39]. 关于吕复协助和平解放北京内容，参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出版，第826页。
[40]. 参见李春香：《投身政治的法学教育家吕复》，载《档案天地》2003年第3期，第41~42页。
[41]. 参见“天下为公大道行——几年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专题介绍，载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http：//www.chnmuseum.cn/Portals/0/web/zt/20161108sun-yat-sen/index.html，访问日期：2019年6月24日。
[42]. 参见张承平编：《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录》，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43]. 参见吕复：《社会学溯源》，载《中大季刊》1927年第1卷第4期，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