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初到坪石任教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中大迁往云南澄江。大约一年半后，当局认为广东除敌占区以外局势较为稳定，为解决湖南、江西等邻省学生入学困难问题，同时也从物价生活水平、生活习惯、师生思乡情感等方面考虑，遂将中大迁回广东。其时，广东省会已迁至韶关。1940年8月，在代理校长许崇清的带领下，中大迁回广东韶关的坪石镇。法学院最初设址在乳源县属武阳司。曾昭琼的家乡湖南临武毗邻粤北坪石，也许是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他选择到中大任教。1940年12月，年仅28岁的曾昭琼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教授。与他一同前往坪石的，还有其母亲曾陈氏、妻子邓庭芝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曾丽君。[11]他们一家初到坪石时正值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坪石属于低山丘陵地带，推门便是山，山外还是山，石级山径，溪水蜿蜒。正是在这里，曾昭琼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据法学院于1941年4月17日填报的《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一九四〇年度教员名册》，在法学院聘请的27名教授中，曾昭琼是最年轻的。与他一同在法律学系共事的还有薛祀光（时年41岁）、余群宗（时年40岁）、郑宇中（时年38岁）、李浩川（时年31岁）、黄世光（时年40岁，兼学校总务长）等五名教授，一名讲师谭藻芬（女，时年32岁）以及一名助教余鑫如（时年27岁）。法律学系的教员组成以中青年为主，可谓朝气蓬勃。该学期，曾昭琼负责讲授两门课程，分别是刑法总则（6课时）以及刑事诉讼法（4课时）。[12]

法学院所在的武阳司距离坪石达15公里，来往须沿山径步行，山中石级为昔日盐商运盐入湘的孔道，上落山达二百余级者不少，往返不便，偏僻跋涉。另外，由于学校宿舍均是在山坡架搭的临时木屋，山区暑天夜晚极其寒凉，白天气温却又极高。夏天烈日当空，教授们往来汗流浃背，非常辛苦。故新学期后不久，法学院的师生们便于5月时提出搬院计划，暑假过后法学院即迁至车田坝。[13]车田坝位于坪石隔河，本是一处荒山，三面环水背靠丘陵，并无村落。学院办公室、学生宿舍、教室、厨房都是以松木板为墙，上盖杉树皮油毛毡，依然非常简陋。尽管条件如此艰苦，教学却渐渐步入正轨。自迁车田坝以来，法学院的学术研究气氛日渐浓厚，相应地，学院亦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鼓励学术研究。1942年度秋季学期，法律学系共11名教员，其中8名均是1940年后才到职的，也就是说大部分教员都是在中大迁至粤北坪石后才聘任的。在法律学系的四名教授当中，李浩川教授（时年33岁，浙江绍兴人）与曾昭琼年纪相仿，两人同在1940年10月后才到坪石入职。卢干东教授（时年36岁，广东新会人）则是1935年8月到职，但受战事影响1940年曾中途离校，1941年9月重新回校。最为资深的是薛祀光教授（时年41岁，浙江瑞安人），他自1928年9月起在中大任教，已经超过10年，曾于1928年度和1930年度兼任法律学系主任，这是他第三次兼任法律学系主任。[14]薛祀光比曾昭琼年长约10岁，两人均曾留学日本，作为“新人”的曾昭琼，自然事事多向薛祀光请教。两人在坪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值得一提的是，据薛祀光后人回忆：“薛曾两家在中大时关系一直很不错。虽然受到1947年中大学潮的影响，薛老因维护学生得罪当局而被迫离开中大，后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任教，但是院系调整后，两人又同为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同事。之后，两人又一起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当时还是湖北大学），‘文革’期间两人还合住一个单元房。曾叔对薛老一直非常尊重。”[15]可以说，薛祀光对曾昭琼的治学为师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日常教学以外，曾昭琼把精力都集中在学术研究上，其新作《人格本位的刑罚观》发表在1942年底出版的《中山学报》（第1卷4期）上。[16]

1944年，这是曾昭琼来到坪石的第四年。曾昭琼在该学年负责讲授刑法总则、刑法分则、刑事诉讼法三门课程，共计16小时每周。[17]在法律学系的4名助教中，时年26岁的曾昭度是曾昭琼培养的第一批学生，他于1944年在法律学系毕业并于同年8月留校任教。曾昭度是广东潮安人，比曾昭琼小8岁，但从曾氏族谱的辈分上而言，两人是同辈兄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跟随曾昭琼调到武汉大学，后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及武汉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科、环境法学科开创者之一。他们两人亦师亦友，师生缘深，到武汉后亦始终保持良好的联系，这是后话。(https://www.daowen.com)

1944年秋，战事日趋紧张，日军逼近坪石。开学后不久，学院即准备疏散工作和安抚师生情绪。1945年1月中旬，坪石沦陷。而在坪石沦陷前，中大师生于1944年底分东西两路疏散，东路前往兴宁、梅县，西路前往连县。这是中大再一次被迫迁校。由于广东连县与曾昭琼的家乡湖南临武是毗连的，他已提前数月将亲属疏散到了临武，因而选择西路前往连县。在本次疏散中，法学院人员大部分在蕉岭，少部分在连县、仁化、临武，个别教员在浙江、广西、坪石、始兴、福建、重庆、高州、安徽。[18]学校在连县设立连县分教处。与曾昭琼一同在连县分教处任课的教员有梅龚彬、薛祀光、刘燕谷、卓炯等。其中，经济学系梅龚彬教授担任法学院连县分院主任，他曾在回忆录中对此段经历进行忆述：因家属已提前疏散到临武，他与薛祀光决定选择迁往连县。1945年的春节，他与家人一起在临武度过。全家躲在临武县一个叫马侯岭的又高且陡的山上。从山下到山上需要走两千多级台阶，约一个小时。春节后，曾昭琼与薛祀光等一同从临武步行一百多里山路赶到连县。由于日寇的威胁尚未解除，山路时有土匪骚扰，幸好途中并未遇到意外，因此没有耽误授课。然而，连县的办学条件比坪石更糟糕。尽管如此，在众人的努力下，复课后不仅补上了因疏散造成的缺课，而且基本上保证了该学期的正常教学进度。[19]虽然曾昭琼本人对此段经历没有忆述，但考虑到他是湖南临武人，对环境路线都比较熟悉，本次疏散必得其助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昭琼在自填表格的党派关系一栏中，自述与梅龚彬同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友。[20]实际上，梅龚彬是中共党员，他早于1925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被誉为“职业革命家”。也许正是由于本次疏散，两人更为熟悉。这对曾昭琼日后的思想转变不无关系。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中大成立复员委员会，法学院梅龚彬、薛祀光教授被派往广州石牌校区，参与接收法学院的校舍，并安排修缮工作。至此，中大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背井离乡，各分教处师生陆续返回广州原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