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李达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传播者。他对理论研究的热情、对讲课和写作的投入要胜于从政许多。当他在广西大学被解职回到家乡，身居困顿之时，中山大学为他提供了重返教坛的机会，历史终将一代名人与中大结缘。他在中大任职期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威胁，仍然毫不畏惧、坚定不移地讲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对中大的思想解放和开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畏反对派威胁的胆识、执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坚守，至今仍然是中大重要的精神财富。
[1]. 宋镜明、刘捷：《李达年表（1890—1966）》，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第42页。
[2]. 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是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时撰写的法理学课程讲义，初印于1947年。
[3]. 参见陈荣富、洪永珊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67页；韩德培：《李达教授在法学方面的贡献》，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38~139页。
[4]. 参见王玉明：《中国法学家辞典》，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5]. 《共产党》月刊第1号在社评的《短言》中就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在《共产党》月刊第5号、第6号则公开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实验新的生产方法”。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在中国应该做什么等重要原则问题，《共产党》月刊都旗帜鲜明地做了系统的宣传。与《共产党》的重要性形成对比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月刊还是秘密刊物，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经费没有保证，最困难时李达一个人要担负起写稿、审稿、校对、印刷和发行的全部工作。参见嘉音：《“特别”党员——李达革命生涯片段》，载《党史纵横》2001年第2期，第24页。
[6]. 杨胜群：《一代先驱、哲人李达——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第65页。
[7]. 陶德麟：《缅怀李达老校长——在纪念李达同志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36页。
[8]. 参见刘绪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40页。
[9]. 参见汪信砚：《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及其意义》，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第21页。
[10]. 参见李晓菲、孙敏坚：《李达“理论界的鲁迅”》，载《新湘评论》2018年16期，第25页。
[11]. 参见李其驹：《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白区的斗争》，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17页。
[12]. 参见汪信砚：《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及其意义》，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第20页。
[13]. 参见汪信砚：《李达开创的学术传统及其意义》，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第21页。
[14]. 刘绪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39页。
[15]. 参见刘绪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40页。
[16]. 汪信砚：《“理论界的鲁迅”李达》，载《光明日报》2017年9月11日，第16版。
[17]. 王中人、侯松涛：《李达脱党之后》，载《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1期，第10页。
[18]. 王中人、侯松涛：《李达脱党之后》，载《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1期，第10~11页。
[19]. 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是一个既有理论修养，又有个性的学者，毛泽东赞其为“理论界的鲁迅”“真人”。参见李晓菲、孙敏坚：《李达“理论界的鲁迅”》，载《新湘评论》2018年16期，第24页。
[20]. 丁俊萍、吕惠东：《治学先师 真理卫士——李达在武汉大学的13年》，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20页。
[21].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编刊：《五卅纪念》，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 1926年5月30日。该书籍的文章来源于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包括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卢兴原、广东大学教授黄尊生、岭南大学教授区声白、诗人王独晴等。
[22].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编刊：《五卅纪念》，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 1926年5月30日，第31~32页。
[23].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激起上海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5月22日，上海各团体为顾正红召开追悼会，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前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4名学生被捕。为此，上海学生会开会，决定组织演讲队，到租界进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赤手空拳跟随巡捕到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籍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4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是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封闭上海各大学校，这就是“五卅惨案”。参见王晓梅、张晶：《不可不知的2000个重大事件》，中央翻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词条“五卅惨案”。
[24].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编刊：《五卅纪念》，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 1926年5月30日，第31页。
[25].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编刊：《五卅纪念》，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 1926年5月30日，第32页。
[26]. 参见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编刊：《五卅纪念》，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 1926年5月30日，第32页。
[27]. 在此期间，李达还做着对冯玉祥的统战工作。这使冯玉祥后来能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分裂、反共的政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参见唐春元：《李达与冯玉祥的读书情》，载《湘潮》2009年第10期，第37页。
[28]. 参见陈先初：《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哲学家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https://www.daowen.com)
[29]. 参见陈先初：《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哲学家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
[30]. 李其驹：《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白区的斗争》，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17页；陈先初：《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哲学家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
[31].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59页。
[32]. 参见黄悦主编：《崇正树德，清风亮节——纪念教育家许崇清》，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33].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59页。
[34].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79页。
[35].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80页。
[36]. 参见梁群：《纪念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许崇清先生》，载《高教探索》1986年第4期，第68页。李达到中山大学任教的经历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60页；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01、503页；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4页；宋镜明：《李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
[37]. 桃花和李花，常比喻教师所教门生和栽培的后辈。从“盈庭桃李三千树”可以看出李达作为教师的宽慰。
[38]. 参见何建锋：《新发现的李达遗诗》，载《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9期，第27页。
[39]. 李达1890年出生，在1940年时已经50岁了。
[40]. 参见《中大响导（1941）》，学术新潮出版社1941年版，第12页。
[41].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关于聘请关自恕和李达为社会学系一九四零年度教授的通知》，《国立中山大学全宗》，档案号020-002-0150-021001~020-002-0150-021004，现存于广东省档案馆与中山大学档案馆；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62页。
[42]. 李其驹：《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白区的斗争》，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21页。
[43].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61~62页。
[44]. 虽然李达在中大任教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但浓缩的却是他几十年来在各地讲学的精华。上海法政学院的一位同志亦曾讲述李达上课的魅力：“也许是由于天下不太平的缘故吧，有些教授来上课时，学生稀稀拉拉，课堂秩序也不佳。可是，不久我发现唯有李达老师来上课时，课堂里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且是鸦雀无声。是慕名而来的呢？还是真理在向他们招手？当时我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倘若有人发出骚动之声，是会立即把他撵出去的。因为我们有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在维护着一位在黑暗的年代里，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的尊严。”参见李其驹：《坚持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白区的斗争》，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17页。
[45].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关于拟请李达来院兼任经济学科功课等情的文》，《国立中山大学全宗》，档案号020-005-0041-056001，现存于广东省档案馆与中山大学档案馆。
[46]. 李达很早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1926年李达出版《现代社会学》，在该书第十四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1929年出版了《社会之基础知识》，在该书《现代社会之解剖》篇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解剖现代社会。1935年，李达写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系统成果《经济学大纲》。而《货币学概论》是这一时期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又一成果，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原理著作。参见郎廷建：《李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探索》，载《马克思主业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6~118页。
[4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二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
[48]. 参见《政治学会举行“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1年6月30日。
[49]. 参见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50]. 参见梁群：《纪念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许崇清先生》，载《高教探索》1986年第4期，第68页。
[51]. 参见张江明、吴逸民、李坚、曾建昭：《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60页。
[52]. 参见汪信砚：《“理论界的鲁迅”李达》，载《光明日报》2017年9月11日，第16版。
[53]. 参见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54]. 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116页。
[55]. 参见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307页。
[56]. 参见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307页。
[57]. 参见曾勉之：《怀念李达同志》，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4期，第20页。
[58]. 参见刘绪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认识的李达同志》，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