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大传统”进行评价并寄望中大的学生

在《留给中大经济学系的一封公开的信》中，王亚南还谈及对中大同学们的寄望。在信中，王亚南感叹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到了中大以后才建立起来的，他接下来进一步地思考为什么中山大学会带给自己这样的收获，并把原因分享在这封公开信中——即“中大传统”。

很多人把“中大传统”理解为“自由研究”，但王亚南认为使中大与其他大学有区别的与其说是“自由研究”，不如说是“自己研究、自己学习”。[86]使用“自己”这个字眼是因为当时中国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教育缺乏“时代感”和“现实感”，[87]而中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受中山先生“向世界迎头赶上去，把民族从根救出来”的抱负所感染，不甘心于只学习无法改善中国社会环境的知识，必然会“设法自己学习，自己去找门路”，“自己把勤奋钻研的结果，去同现实发生联系”。[88]同时，他告诫同学们，“所谓‘自由’，并不单是指着从外面‘给予’的那一面，还有从自身‘创发’的那另一面”，“我们自己如过于狭隘，自己已先陷于象牙之塔中，不肯给与相反意见、相反理论以充分考虑的余地”，也是不能获得学术自由的。[89]因此，王亚南在中大任职之后的作品与以往作品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不囿于当时的世界经济学巨著，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分析现象，这确立了他“继续学习研究的基础”。[90]

设法自己学习，自己找门路学习，不为自身惰性和勇气所局限，不为权威所局限，亦不为时局所局限。这是王亚南对中大学生的期待和要求，更是他在中大时期所践行的准则。在离别之际，他向学生们袒露心声，可见他对中大学生的深厚感情与不舍。

王亚南对中大与中大学生的寄望，还体现在他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的序言中：“不管国家怎样理解中山大学，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有生气，有活力，特别富于时代感的学校，只要稍加绳墨 [91]，领导有方，那是格外显出学术研究的展望的。”这段话意味深长。1947届中大经济系毕业生、曾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陈其人认为，王亚南为中大和中大同学的“时代感”感到骄傲，同时希望中大同学要有科学的冷静态度。在一次闲谈中，王亚南对他说：“厦门大学的学生，不管怎样忙于参加政治活动，铃声一响，就回到教室；中山大学的学生则不然。”陈其人认为王亚南的意思是大家“应当回到教室”。正如王亚南在1948年出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自序：“过分渲染一种急于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于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陈其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很直白：“感情冲动虽然能够写出热情的诗篇，却写不出冷静的科学论文。”[92]

的确，“中大传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精神，但这种强调自由、自我、自主的精神并不鼓励我们冲动地反对一切，相反，它支持我们在冷静、科学地求真知的路上走得更坚定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