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中大的岁月
王亚南从1940年9月至1946年6月在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任教，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讲授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高等经济学等课程。[21]其中，1944年夏，王亚南曾离开中山大学到福建工作和讲学，[22]直到1946年暑假，王亚南回到中山大学为同学们补课。[23]在这段时间内，王亚南虽然未能返校，但都请人代理了他的任教课目和职务。[24]
（一）将中大的卧室兼书房取名为“野马轩”
1941年夏天，即王亚南来到中大后的第二年，蒋介石曾在重庆邀见他，王亚南只携带一只手提箱，装简单衣物、几本书和一张中山大学的聘书便到了重庆。蒋介石询问王亚南关于战时物价的问题，[25]王亚南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难免触及国民党政治腐败的痛处。虽然“布衣之言，不合君意”，[26]但蒋介石仍要求王亚南留下，王亚南出示中大聘书予以拒绝，第二天就离开重庆回坪石，展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固有气节。[27]
回到坪石后，王亚南为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取了一个别致的名字——“野马轩”。[28]他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如《政治经济学史》《中国经济原论》等，就是在条件艰苦的野马轩写成的。[29]其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的序言，基本上以“野马轩”为地点落款。[30]其藏书，亦印上刻有“野马轩藏书”字样的印章，印章是王亚南委托学生孙越生设计的，上面还刻着一匹迎面奔来的怒马，马首嘶昂，鬃毛翻飞。[31]
孙越生因听说王亚南曾拒绝蒋介石对他的一次委任，问王亚南“野马”的命名是否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反抗。王亚南微笑着回答说：“不尽然。”并补充道：“在民主的世纪里，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个人希望吗？你看，一个波浪在海洋里激荡，同一匹野马在原野中成群奔驰不是很相像吗？每滴海水越是按照自己的自然规律自由地活动，大海才能成为一个威力无比的整体，每个人越是自由发展，马克思的理想也就越是临近。”“‘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的座右铭。只有像他那样不愿在别人脑子里跑马的人，才不会让别人在他自己的脑子里跑马。”[32]
笔者认为王亚南自称“野马”，也许还有另一层意味，作为学者，他向往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清醒地做学问。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大搞以派制派、分而治之的权术：[33]部分社会进步人士在这种权术之下，有的选择成为社会民主派，有的进入国民党成为达官贵人；在教育系统内，教授也有C.C.派、[34]朱家骅派等之分。国民党把乌烟瘴气的党派斗争引入到大学里，对应以自由研究、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大学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王亚南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一不做国民党的官，二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35]只实事求是地做好学问，保护学术净土。入职之初，王亚南就在教员名册“志愿”一栏声明自己“志在研究，其他一切均无兴趣”；[36]任职过程中，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的流言蜚语，王亚南与学生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37]
正因如此，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广东省委号召党员“抗战不忘读书”，带动大家选修进步教授开设的课程，其中就包括王亚南教授的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高等经济学；党支部还积极支持各学会和研究会组织专门问题的学术讨论，邀请教授、讲师参加，例如经济学会就举行过“关于《资本论》的商品性质研究”的会议。[38]然而，国民党当局害怕进步社会科学的传播会启迪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而威胁其反动统治，故用政治权力实施思想禁锢，钳制言论。对此，王亚南在大学讲坛和研究论坛上大力倡导学术研究自由，鼓励中山大学一些同学发扬“自己学习，自己研究”的好风气、好传统。[39]1943年C.C.派任命王慕尊当法学院院长，但王不学无术，只会“吹牛拍马”，经常开训导会，毫无威信，学生对他极不满，为了法学院的教学能正常进行，四学系主任联合请求撤除王慕尊的院长职务，并推举胡体乾任院长。[40]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不再使用“野马轩”的落款，在1950年再版的《中国经济原论》的《解放后新版序言》中，他仅以“一九五零年二月四日于首都清华园”作结。或许，新中国的成立，已完成了这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一个愿望，他无须再做挣扎、反抗、为自由奔走的野马，他要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二）治学严谨与著述丰硕
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严谨治学，勤恳立著，其学术成果是丰硕且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初次出版，《中国经济原论》中的主要内容受教学过程的启发而写作，亦在教学中被王亚南多次讲述，并在中大时期发表在杂志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虽是王亚南离开中山大学到福建后完成的，但有关问题研究的缘起也是在中大工作期间产生的，并与在中大研究的中国经济问题相关。王亚南在这个时期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
1.开设“高等经济学”课程
1940年，王亚南在中山大学开设高等经济学课程。此时正是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霸占中国各大学经济讲台的时候。[41]王亚南认为这种“经济学”繁盛的原因是凡属于自然观点出发的学说，很容易给人以不易颠扑的印象，但科学的真理，不在于解释不言自明的事实。奥地利学派强调的消费欲望，尽管谁都不能否认，但实际无必要用“理论”来讲解它。经济科学所需说明的是，这些满足消费欲望的物质条件，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充分得到”，而“有些人却不能够”，以及它们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边际效用学派只是阐明事实而回避解释事实，是对经济学本身的“否定”。他认为这正是马克思所称的“庸俗经济学”，[42]于是对高年级学生讲起了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原理》。[43]王亚南认为，凭借自己的学术造诣和经验，可以把李嘉图的学说讲好，结果却发现同学们对此课程的反应不如他讲的另一门课程《中国经济史》的反应热烈。[44]
通过与学生的深入交流，他发现学生认为李嘉图的学说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学生更关心的是中国的现状和前途，而不是经济学本身。[45]学生忧国忧民的热忱使王亚南感动，于是他开始将李嘉图学说和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结合起来，作为授课的两大部分内容，比如先讲述价值论和地租论，再说明中国的地租如何不属于李嘉图的研究范畴。这样别开生面的课堂吸引了学生的注意，虽然正式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只有八十多人，但听课人数有时候却突破两百人。[46]再后来，王亚南在讲完一般经济形态之后就讲中国有关经济形态与一般经济形态的异同点，批判当时流行的但今人看来是谬论的观点。[47]王亚南的批判性思维和关注中国现实的视角激励与启发着中山大学的学生；学生亦不时提出各方面的问题来请教王亚南，为此，王亚南不得不作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不仅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48]还陆续发表在《中山文化季刊》[49]、《时代中国》[50]和《广东省银行季刊》[51]上面，可谓教学相长的典范。这些发表的文章，后来成了《中国经济原论》的主要及重要章节。
2.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
《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的代表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经济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发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开山之作”和“奠基石”的重要地位。[52]
该书出版于1946年1月，[53]但如前所述，构思和书稿形成于王亚南在中大任课期间。王亚南在首版《中国经济原论》的序言中曾对此表示感谢：“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及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科学研究的同仁与同学，他们每有机会，就提出有关方面的问题来同我商讨，这样，我便经常像是处于被考试者地位。中国商品与商品价值的研究，刚刚研讨出一个头绪，他们又要求我依次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不断被教育’的意义，亦是因此之故，不管国家怎么理解中山大学，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有生气，有活力，特别富于时代感的学校”。[54]
同年，在给中大法学院经济学系同学的公开信中，王亚南认为中大的任教经历给他带来的是转折点式的影响：“我到中大以前，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方面的东西，[55]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是展拓到社会史领域——这个企图和常识不论达到了什么程度，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56]王亚南因向往中大自由的学风而应允许崇清校长的聘请，在其任职过程中抵挡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维护这一方净土，并在此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经济研究作出卓绝贡献。
除此之外，在《中国经济原论》序言中，王亚南还提到“就写作与出版的过程说，都算是相当难产”，其学生陶大镛曾从两方面形容这种“难产”：“全书无论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近似一种大胆的‘尝试’”；而在写作环境方面，当年中大迁到粤北的坪石镇，该镇“群山环抱，校舍、设备均很简陋，图书杂志尤其贫乏，亚南先生每为搜集零碎资料而奔波”。虽然如此，王亚南每天天未亮就在狭小的“野马轩”点亮桐油灯开始写作，“在动笔前，他虽已胸有成竹，仍喜跟几位老友聚谈，倾吐自己的独到之见，并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每完稿一篇，他又似如释重负，喜不自胜”。[57]
可见，王亚南通过“共学”克服了“难产”。“共学”的重要性是王亚南在谈及如何发挥自学精神时首先提及的，“自学应随时不要忽视共学的重要性。独自一个人学习，易使人流于孤僻，流于孤陋。一个人在自学过程中，不但自学的物质条件（如购买书籍等），需要不时补充，就是长期支持自习的毅力，也得不断有人从旁‘打气’。相与切磋，相与共患难，特别是相与共书籍这种财产的朋友，十个八个也好，三五个也好，甚至一个也好，那是自己学习所最不可少的。”[58]
在《中国经济原论》的“难产”过程中，这样“相与切磋、共患难、共书籍”的朋友，想必包括了他在序言提及的胡体乾、梅龚彬等同事。无论是在坪石时期还是离开坪石之后，“在写作和出版方面，中山大学的同事都提供了持续的帮助”，“与中山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胡体乾先生在几年共事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有一次聚谈的机会，从正面或反面给与一些补充或提示；在资料方面提供很多帮助，他保存着有关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些重要杂志，例如《读书杂志》《中国经济》《食货》《中国农村》等，都是从他辛苦积得而且在战时更辛苦地搬移的个人书库中取得的”，“现任经济学系主任梅龚彬先生，曾对本论全稿做了一次详审的鉴定，并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59](https://www.daowen.com)
3.另一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1943年夏，剑桥大学教授、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博士因交流事务来到中山大学，在坪石的一家旅馆与王亚南进行两次茶叙。[60]其间，两人谈论古今中外的人文、科技、经济等，临别，李约瑟提出一个疑问：“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问题，你能否从历史和社会的方面，给我一个扼要的解释呢？”王亚南感到突然，又不想敷衍作答，于是坦诚地回答：“对不起，给我一些时间，容我研究之后再行奉告！”[61]
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李约瑟，在他写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中，曾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中国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学等方面始终领先于欧洲，但是其后中国相对落后于欧洲，对此事实，李约瑟未能解释其原因。经过5年时间，王亚南写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向李约瑟交上一份论证严谨的答卷。
王亚南的官僚政治研究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同时向上和向下延伸至政治、经济和文化各层面，并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其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核心原因在于“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这正是王亚南两本代表性著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年）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所关注的焦点。[62]他的分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经过大量调查，多层次、多角度地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此外，该书还是王亚南从经济领域跨越到政治领域的第一本著作，此后，其研究范围已经扩大到包括经济和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63]
（三）将教育理念融入教学实践
王亚南在本科时期研习教育学，后因机缘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并取得瞩目成就，作为一名教师，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教育的追求，凭借科学的教育理念，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在其女儿主编的关于王亚南的纪念性文集《王亚南与教育》中，以教育为重要线索记录王亚南的生平。这个做法可能是王亚南自己的意思，也可能是在王亚南的影响下其女儿主动所为。无论如何，其对教育的情结均显而易见。以下摘取他在中大时期的相关事例，供后人体会这位老教育家的教育理念。
1.实行分科指导
在教学方面，王亚南在中大任教期间非常重视低年级的基础课，亲自教授政治经济学，指出起步重要，不打好基础，就无法深入提高；对高年级专业课的指导则更有针对性，让学生自由参与理论经济组、实用经济组、经济史组等组别后阅读各组的指定参考书目，并指定助教对各组进行辅导，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有的学生在深刻钻研之后，还能写出有一定质量的文章。[64]
关于对高年级学生的分科指导，王亚南在1944年第6期的《经济科学》上发表的《关于经济科学分科研究指导》中提到分科的原因大致有：（1）社会经济事象日益复杂，经济学系内部有形成各种独立研究部门的必要；（2）一般大学的研究风气，都不会表现出集体研究的精神，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研究兴趣；（3）在书籍缺乏的年代，分组研究方便书籍利用。因此，按照学系方面的现有学科，分出经济理论组（一般经济理论），经济技术组（包括统计、会计、工商管理诸学科），经济国策组（即主义民生主义土地、资本诸国策方面的研究），经济史地组（包括中外经济史地研究），战时经济组（侧重当前国外国内之战时经济措施及其理论之研究），货币金融组，财政贸易组，此外还设置了经济名著翻译组来提高学生的翻译兴趣，共8个小组。[65]
王亚南不仅提出分科指导制度，还根据每年实施情况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可见其科学态度。在该办法实施的第一年，即1941学年，分组研究的参加者主要是三年级学生；分组研究的办法在书籍流通、研讨会开展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于是在1942学年，分组研究办法扩大到全系各年级，且扩大到全院各系，“由院方负责督促推行的责任”，但这样形式化的强制推行使部分研究分组敷衍了事。在1943学年，强制的一律加入的形式化规定被舍弃，且打破年级的限制——分组研究由助教负责登记和指导，全系同学自愿地可以向各助教登记一组或两组；同时，对本学系的重要学科，王亚南分别提出研究方法与范围供同学们参考。[66]
另外，针对分科指导可能带来的弊端，王亚南提醒学生在选择感兴趣的学科深入研究的同时，“不要忘记它们相互的关系，不要忘记一般经济理论之技术辅助作用，和一般技术科学之理论的、学的特质”。[67]他提出分科研究中的三个共同倾向：第一，分科研究不是把每个学科孤立起来；第二，除了横向的分科，要关注各科研究的纵向理解，“其发生、其形成、其内容与实质的转变”，都表现出它们“历史的性格”；第三，任何一方面的研究，都不能忽视其在实践上的意义。[68]
2.创办学术刊物《经济科学》（季刊）
王亚南重视学术刊物的作用，一生成功创办了多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他的初次办刊经历始于在中大任教期间：王亚南于1942年2月创办《经济科学》（季刊）；[69]之后在福建，于1945年创办《社会科学》（季刊）、《研究汇报》（季刊）；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后，于1952年复刊《厦门大学学报》，使该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复刊的大学学报之一；1957年，主持《学术论坛》创刊；1958年，在厦大经济研究所组织出版《经济调查研究集刊》，1959年该刊更名为《中国经济问题》并正式创刊，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新创办的第一家经济学专业杂志。[70]有学报编辑曾评价王亚南的办刊思想：治学为办刊之本，办刊当以引领时代趋势为己任，办刊要“百家争鸣”，办刊是培养学术新人的重要方式之一。[71]
王亚南创办《经济科学》（季刊）并担任主编，在其撰写的发刊词《经济科学论》中提出了研究方向和方法，作为研究经济科学的总纲。[72]该刊除了向教授、讲师征集稿件外，还特别面向助教、学生征稿，为不同层次的年轻学者提供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上课、研究、讨论、出版，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形成了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的良好循环。[73]此外，王亚南还亲自为他们审阅修改，以此培养青年人。[74]此举也确实取得成效，例如陶大镛和张来仪早年曾在《经济科学》发表文章，现在他们分别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了。
3.强调实践导向
王亚南早年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以实际行动践行理想信念。他在中山大学教学的岁月里注重实践研究，关注社会实情。在王亚南看来，所有的科学都是实践之学，不但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即便是哲学也是实践之学，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他说：“法则尽管是抽象的表现，它所表现的对象，尽管不一定能完全，不一定能完全无遗漏，但它本身，却与客观现实分离不得，它是现实在主观上最集中的、最有概括作用的、最真实的体现。”[75]
在中山大学时，王亚南曾在某个毕业班中留下五名有深造前途的毕业生当助教，这在中山大学是“史无前例”的。他教导这些助教，“当一个教师，首先教好课是天经地义的，但只满足于这一点是很不够的。不研究实际问题，不发展科学，不为社会前进出一分力量，只是‘教书匠’而已”。[76]于是他恢复了经济系原有的经济调查处，[77]把10名助教组织起来，分别担负起农业、工业、财政金融以及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等经济问题的调查工作，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各个部门进行调查研究。[78]如在1941年5月，王亚南组织经济调查处与该系经济学会成员，前往粤北乳源第二区梅花乡，进行农村经济概况及家庭经济的调查。又在该系应届毕业生班中组织经济考察团前往桂林、衡阳、长沙等地考察。[79]正因在坪石时期的这些经历，王亚南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为其著作《中国经济原论》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奠定了现实经验基础。
离开坪石之后，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王亚南组织了闽西农村土地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在厦门大学经济系，他也组织学生下乡调查。[80]王亚南把中山大学所提倡的联系实际和自由的科学研究的传统带到厦门大学，多次强调“科学研究工作不是无的放矢，也不单单是为了科学，而是有一定的社会目的和实践要求”。[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