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经历

李达1905年考入零陵永州中学，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3年考取留日公费生，到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1918年放弃理科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4]1920年夏回国，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5]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当选为党中央宣传部长。1922年7月，出席党的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党时期李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注意从理论上辨析和批判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错误思潮，帮助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提高思想鉴别力，为他们努力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党产生了重要影响。[6]中共一大召开后，党的理论基础仍很薄弱。李达作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先在上海主持建立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主义著作；主办上海平民女校，培养、训练妇女干部，丁玲、王一知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又应毛主席的邀请到湖南担任湖南党组织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机关刊物《新时代》，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夏明翰、萧楚女、萧劲光、吕振羽等都是他的学生。[7]1923年夏，他脱离党组织。

脱党之后，李达相继在湖南、上海、北平、重庆等地的高校任教，同时出版进步书刊。尽管书刊屡遭封闭，李达本人甚至被通缉、毒打，但他从未放弃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3年上半年，当时脱离了党组织的李达继续在湖南自修大学任职并办刊；同年年底，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被迫关闭，他转到湖南公立政法学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将讲稿于1926年以《现代社会学》为名出版。[8]该书的出版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引起轰动，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对彭德怀、贺龙等投身大革命都产生过积极影响，重版达14次之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罕见的“畅销书”。[9]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因此把李达视为“洪水猛兽”，通缉李达，称其“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10]之后李达潜往上海法租界避难，仍夜以继日地撰写、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章，还与友人创办昆仑书店，出版进步书籍。李达经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共地下党员张庆孚同志介绍，到上海法政学院任教，后又转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兼任社会系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李达遭特务殴打，右上臂骨折，为了尽快康复，出院后他每天练习上举，并对家人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让我不能拿笔，放下宣传马列武器，办不到！”

1932年8月，李达在北平大学商学院任教，兼任经济系主任，同时也在朝阳大学等高校兼课，讲授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发展史、货币学等课程。[11]直到1937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在北平各大学一面运用各种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猛烈抨击蒋政权的卖国投降政策，并于1937年5月在上海自费秘密出版了《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是李达仔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哲学著作后创作的，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哲的精到而深刻的理解。侯外庐曾称赞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12]毛主席也曾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3]虽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名却是《社会学大纲》。因为列宁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学，所以书这样命名也没有什么不妥；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所熟知的社会学引自欧美的孔德一系，这种社会学无害甚至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所以李达的命名使该书得以方便地走进大学课堂和图书馆。[14]

1940年11月至1941年7月，李达任教中山大学法学院，之后被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暂回故乡。当时，李达屡遭国民党甚至是日寇威逼利诱，从未妥协；他甚至遭到日寇搜捕、土匪洗劫，几乎死于荒山之中。直到1947年初，经地下党组织介绍，李达到湖南大学任教，才得以重返讲坛。[15]至此，他仍然被国民党列在黑名单的前列，使其校内外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监视，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学校当局故意不让他讲授其最有造诣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在讲授法理学的过程中，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法律现象，并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玩弄“制宪”的阴谋。[16](https://www.daowen.com)

1947年冬至1948年春，毛主席曾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到解放区。在给李达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7]暗示希望李达前往共商国是。但严重的胃溃疡使李达不能长途跋涉，因此他没有马上前往。1948年冬，李达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委托，参与力促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起义的工作。1949年4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准备对李达下毒手，李达联络到位于香港的中共华南局，准备经香港前往解放区。在香港，李达和同样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王亚南、邓初民等旧友重逢，迭经艰险苦难后的相见，使众人倍感亲切，相谈甚欢。5月，李达和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文教知识人士乘船经香港前往天津，再乘车前往北平。到达北平后，李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工作——参与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筹备中央政法大学并任第一副校长，创办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并任副院长，筹备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并任常委兼主席，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并被推选为副主席，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18]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推辞了毛主席为他安排在京工作的好意，希望做一名“教书匠”。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两年后，他又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从此任职武汉大学长达13年，是武汉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李达是个理论派的革命家，无论是否在党，在引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为革命培育了干部，为后人奠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李达更是个实干派的革命家，无论遭遇怎样的险阻，流离转徙，他从未放弃或屈服。毛主席称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真人”，[19]后人亦评价他是“治学先师”“真理卫士”。[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