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职后初心不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涌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教育界，李达在中大校园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果然得罪了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使他于同年7月被教育部电令解聘。[49]许崇清校长为此也受到牵连，国民党顽固派通过教育部以“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为名，免去他中山大学代理校长的职务。[50]许崇清校长的“冒风聘请”终究惹来了国民党的罢免，但他引进李达和其他先进学者的开明举措，使学校的风气为之一新，促进了当时中大民主运动和学术自由风气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大在全国的学术地位。[51]

被解聘后的几年，李达不得不困居家乡零陵，以种田为生。[52]不仅无书可读，无法展开研究，1944年8月零陵沦陷后还受日军追捕，李达不得不逃难，途中还遇土匪洗劫，长期写作的手稿全部散失。[53]

其实李达在被解聘中大的教职后，并非没有更好的“生计”。李达作为“社会贤达”，屡次受到国民党的拉拢。刚被解聘，人还留在位于坪石的中山大学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就请李达到韶关看“广东省经济五年计划”，想招揽李达进入自己的班子。[54]1942年在零陵，县长恭请李达参加县政府扩大会议，国民党专员奉陈立夫之命用四人大轿请李达进餐并试图说服李达跟着国民党反共，辅以专员。特务对李达进行监视，软硬兼施。1944年零陵沦陷，汉奸捎信请曾留日、精通日语的李达为日本人办“公事”……李达均不妥协，一一拒绝。[55](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李达的气节，正如他所说，“我是有自己的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抛弃信念是难上难”，“我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我生活再苦，就是拖死、饿死、冻死，我也不回去给日本鬼子办事”。[56]

1947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李达在湖南大学重返讲坛，再次舒展自己的抱负。经历了艰辛悲惨的逃难后重回讲坛，李达依然是那个铮铮铁骨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李达被分配了一门他不熟悉的法理学课程，[57]反动当局设想他来不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新教材，在课堂上就不会再宣传马克思主义了；但李达一整个暑假没有离开板凳，屁股都坐烂了，用扁担当凳子坐着继续写，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法理学大纲》，[58]可见他教学的认真，亦可见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