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离别中大

吕复任职中大期间，广州政局混乱，群众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无论是高校知名教授还是一般平民，都受到战乱与飞涨物价的极大影响，不少人只好避走他省。吕复除了自己生活开支，还要将薪酬钱款汇至四川重庆的家人处，生活并不宽裕。此外，吕复在中大任教期间，住宿与其他住本校教职员宿舍的教师不同，是单独住于长堤青年会二楼21号。这是因为他1914年第二次到日本时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并任干事，因此其执教中大期间也住在了基督教青年会提供的住所，[34]而那个时期，长堤附近时常发生规模不小的群众运动。凡此种种，必对其生活造成不小的影响，他离别中大或为迫不得已。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大政治学会即于6月26日晚在法学院礼堂举行“苏德战争问题座谈会”，吕复、李达等多名教授及同学数百人参与其中。[35]1941年7月，吕复离别中大。[36]

吕复离开中大后，1942年9月应孙哲生之约，到重庆参加立法工作，报刊称其为“国内少有的法学专家，在立法院里一直是被注视的人物之一，以其渊博的法学、社会学的心得，对各种法规都参加了精辟而进步的意见”。[37]

抗日战争胜利后，吕复为战后和平条约的签订及新中国政权和平交接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抗战胜利后首先重返南京政府担任要职，作为立法会议员参与了《中苏雅尔塔条约》的讨论，但吕复并不愿意跟随蒋介石赴台。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曾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的徐永昌曾有一篇日记写：“约宜生、芳波、煜老来午饭，宜生告余顷晤司徒大使赖普汉亦在座，渠等相许对平、津四百万人粮负责。下午送宜生之机场，并晤白健生、阎静斋、刘芙若诸人。刘芳波言立院主张蒋先生下野者首为吕复、胡秋原等，此间大学教授四五十人发表意见，请蒋先生下野、恢复和谈、组织联合政府云云。晚饭养空伉俪来同食。”[38]正记录了吕复放弃国民政府职位，并要求蒋介石下台一事，足可见其正义凛然与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

1948年，吕复假借回京探亲一程实为留在北京中国大学担任校长；1949年应傅作义将军之邀，参与北京解放的谈判工作，同年1月18日与叶剑英会面并进行斡旋工作。他调动个人的影响，与何思源、康同璧等社会名流，为和平解放北京在国名党内高层奔走，为北京文物古迹不受一枪一炮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涂炭发挥了自己的力量。[39](https://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后，吕复继续关注和协助新中国的法制和教育工作。1954年，吕复以74岁高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工作，为新中国宪法的方针和原则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他与章友江、钱端升等一批“比较宪法学派”的学者仍留守祖国大陆，故相关学说得以在大陆流传。他们的比较宪法著作至今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对研究我国宪法历史有着极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特定历史原因，且吕复胞弟吕咸赴台后仍担任要职，加之吕复本人年岁较大，新中国成立后较少发布学术成果，所以吕复及其相关学说在一定时期内未得到应有重视，但他丝毫不减教书育人的热情。1953年，他回到故里对当地小学的基础教育进行指导，对学校教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临终前留下遗言将所有藏书赠予家乡河北省图书馆收藏，家属只留下他以往教学所用参考书。[40]2016年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型馆藏文物展中陈列了孙中山与吕复的信件来往，这些都是吕复捐赠的、其本人十分珍惜的与孙中山的私人往来信件。[41]

1955年6月8日，吕复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76岁，长眠于八宝山公墓。[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