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
张岑 裴大凤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如何降低犯罪率一直都是社会和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但是近几年犯罪率还是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也有所增加，而其中发生的恶性案件往往会引发无法弥补的后果，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造成恶劣影响。社区矫正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于此类“悬崖边上行走”的人员如果一味的只是强化法制教育，或者普通正面说教，亦或者是运用“高压手段”处理他们的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在服务过程中，大量的实证经验证实运用“认知行为治疗”相对于简单的法制教育、普通的正面说教或者严苛的不服从就警告、收监的刑罚执行而言更有效。
二、服务对象的心理需求评估
要帮助服务对象首先要了解服务对象，这样才能使服务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对服务对象的基本状况和心理特征进行了调查。社工结合生活满意度量表和90项症状量表设计了一份问卷（问卷详见附件），在上海某区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列表编号末尾为1的随机抽取了30份样本，发放问卷30份，收回30份，并对30分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如下：调查中，样本人群的性别分布如下表，男性远多于女性。
年龄分布情况如图1，可以发现其中以30～50岁人群为多数：
图1(https://www.daowen.com)
文化程度情况如图2，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主要集中在初中文化人群。
图2
婚姻情况如图3，已婚人群较多，但离异和未婚的也占到了33%。
图3
工作情况如图4，有20%的人无业，个体和私营业主占到了30%，两者相加占到一半人群。
图4
对于判刑后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如图5，服刑人员生活满意度普遍低。70%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中等偏下，远低于普通人群。
图5
关于抑郁和焦虑的测量情况如图6，使用常模的焦虑和抑郁量表测量，总分50分，得分20分以上的人占63%，超过一半的人存在或多或少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图6
此外，在调查中，有60%的服刑人员会有比较强烈的逃避社会情况，他们害怕自己的事情被邻里、朋友或者社区等不同的人知晓，从而失去自己原本的生活，害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受人非议。因为这种不良情绪，非理性的认知的存在导致他们的行为也发生改变，他们希望可以呆在家中或者自己认为安全的范围内，减少与他人的接触程度，这些行为的改变最终影响了自己与家人的生活。
根据调查和平时工作的经验，社工发现社区矫正人员主要存在以下的几大类心理问题与改变需求：
1.犯罪归因偏差：不少社区服刑人员存在犯罪错误归因认知，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服刑人员在认知中往往过于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将自己被判刑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太倒霉”“被别人陷害”等等。这种错误的认知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可能导致其“愤怒”的积累，从而出现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2.自卑、抑郁：犯罪毕竟是一件很不光彩、被社会排斥的事情，判刑后进入社区矫正的人员被打下了深深的耻辱烙印，认为自己是个罪犯，存在这样的认知导致他们产生了自卑心理，可能表现为抑郁、孤僻或者行为被动等等。当以歪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件或者以偏见来判断自己，所形成的认知‘图式’就会偏离实际，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未来毫无希望”的想法，最终导致无法重新融入社会。
3.敌对、焦虑：意识对行为具有极强的能动作用，由于社区服刑人员不了解社区矫正的内容及作用，从而可能将其与公安、监狱等混淆，造成对于社区矫正的排斥、敌对情绪。一位新进矫正人员纳入社区矫正后，社工与其沟通，但是其充满抵触情绪：“你们和公安一样都是教育我的，我没有什么好你和说的，我不要和你们谈！”言语间充满了敌对。当然在敌对的同时，他们又因为自己被判刑，害怕邻里或者朋友知晓后，自己会被他人轻视，从而变得焦虑，甚至在无法调整自己心态的时候就去找工作，进而处处碰壁，导致越来越没有信心，最终产生怨恨社会的想法。
三、认知行为治疗的理论阐释
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 CBT）是一大类包括了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的心理治疗方法，通过改变个人非适应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减少失调情绪和行为，改善心理问题的一系列心理治疗方法的总和。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取向，以目标导向与系统化的程序，解决丧失功能的情绪、行为与认知问题。不同的治疗方式，如行为治疗、认知治疗，以及其他依照基本的行为和认知研究组合而成的疗法，都可以称为“认知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常用于个人治疗及团体治疗，这些技巧经过改编后，也常应用在心理自助上。在临床上，有些临床工作者偏重认知导向（如认知重建），另一些人则偏重行为导向（如暴露治疗）。其他的介入措施则结合了两者（如想像暴露治疗）等。
认知行为治疗是当今世界上心理治疗的主流学派之一，认知治疗的创始人亚伦·贝克（Aaron T.Beck）指出，认知治疗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如今，CBT已经成为世界上流行最为广泛，被使用最多的心理治疗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心理治疗专业恢复以来，CBT以其短程有效、结构化、操作性强等优势深得心理卫生工作者的青睐，成为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学校心理健康教师、社会工作者必备的技能。实证研究表明，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治疗多种问题，包括情感性疾患、焦虑性疾患、人格疾患、饮食疾患、物质滥用、精神病性疾患。治疗方法常常是依照手册，运用特别的技巧指示、直接处理问题，且针对特定疾患进行有时效性的处遇。
CBT核心理论（如图7）：
图7
我们的行为和情绪反应皆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这些认知因素决定着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即是说，我们之所以会焦虑、愤怒、悲伤，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有焦虑、愤怒和悲伤的理由。因此，要为我们情绪负责的是我们对事件的认知、预期和阐述，而不是我们每分每秒所处的情境。认知行为治疗认为治疗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行为、情绪这些外在表现，还包括分析病人的思维活动和应付现实的策略，找出错误的认知加以纠正。
四、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的运用
社区矫正的目的之一是矫正犯罪人员矫正错误认知、改变其不良行为，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而在众多的心理学治疗模式中认知行为治疗的模式就是通过运用一定的治疗方式协助将案主认知与行为发生改变，从而步入正常化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契合度非常高；同时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社工也发现认知行为治疗更适合社区矫正人群。通常，为了预防这些“边缘人员”再次犯罪的发生，一般大家做的最多的还是以法制教育为主，认为是法制意识缺乏才导致了恶果，如果发现不配合的情况则会按照相关的矫正规定予以处罚等，实施这些“高压、强制手段”，虽然也可以暂时产生较大的影响，阻止在一定期限内出现不良行为，但是并不是良策，隔一段时间会有反弹，而且治标不治本。一个人的改变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和认知的转变，进而引发其行为发生转变，所以认知行为疗法对于判刑的“罪犯”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也是社区矫正帮教实践的重要选择，它从最大程度上可以减少矫正对象的各种负面、偏激的想法，调整他们的认知，从而改善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助其重新融入社会。
本文是和大家一起探讨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将社区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必须对“认知行为治疗”的概念和核心理论进行全面的了解，并结合社工在工作中遇见的实际案例等进行分析。因此，结合理论与实证进行分析是本文中主要采用的研究方式。
在与案主的接触过程中，首先社工认为需要做的就是认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调整或者改变非理性或者错误的想法。当然认知重建并不简单的是把改变自动化思维当做是治疗的“真理”，而是对于通常的想法进行质询，当我们发现有些想法或者信念不合理、没有积极功能时，就需要进行重建。
个案1：青少年改善认知行为的实际案例
90后的小杰（化名）出生于上海，汉族，大学文化（原就读于本市某知名大学，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刑，案发后学校直接给予开除处理）。
小杰是家中的独子，虽然家境一般，但在父母的关心爱护下物质与精神上基本都能够满足，加上从小到大小杰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的优秀，也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与同学眼中的好榜样。从小到大一帆风顺的生活，让小杰逐渐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入社区矫正后，小杰变得郁郁寡欢，学校的强硬措施让他有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因为还有几个月小杰就可以毕业了，但现在是肄业），他不再爱笑，不再愿意外出，平常在家主要是睡觉或者上网等。
社工通过SCL-90心理测试量表发现小杰测试的结果是128分，存在有强迫症状以及焦虑、敌对等负面情绪（如表1）。
表1 小杰SCL-90心理测试量结果[1]
在此服务过程中，首先需要消除小杰对于社工的敌对情绪，让其明白社工只是协助其更好的度过社区矫正这段时间，而不仅仅是为了管控他。在社工与小杰建立初步专业关系后，小杰也向社工打开了心扉。他说，目前自己心里确实五味杂成，原本的大好前途因为这件事情（与室友发生了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小杰因为冲动直接挥拳将室友的左眼打伤，致使室友左眼球萎缩，最终经过相关鉴定，构成重伤）而毁于一旦（小杰本人在毕业前期一直在准备某知名企业的考试，笔试通过，但是由于被判刑，导致其无缘该企业的面试）。这种想法一直折磨着小杰，让他焦躁不安，情绪一直处于不太稳定的状况，同时社工发现原来小杰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文凭是最重要的“敲门砖”，但是现在被学校开除了，就意味着自己的人生彻底失败了……显然，小杰的认知出现了偏差（“灾难化”思维模式——小杰把判刑这件事情无限放大，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彻底完蛋了，从而让自己沉浸在自我伤感中，一蹶不振）。
在了解到小杰的问题后，社工运用认知疗法中的“情绪ABC”理论［事件A（activating events）并不是导致结果C（Consequences）的原因，促使我们有各种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在于B信念和想法（Beliefs）］，改变小杰的非理性情绪：判刑意味着人生的彻底失败。
社工询问小杰：因为判刑这件事情导致你目前十分压抑难过还是认为因为判刑导致自己失去一些机会而难过？
小杰：不仅只是失去一些机会，我认为判刑这件事情就是导致自己失去所有的根源，感觉似乎世界也抛弃了自己……
社工：看来判刑对你的影响确实非常的大，让你的情绪也显得很低落，我想问一下，那你的父母朋友都因为判刑这件事情远离你了吗？
小杰：（愣了一下）没有啊，他们比以前似乎更关心我了，而且我的父母可能怕我难受，所以我们家都不提及这件事情，我的好朋友现在定期会约我出去，大概怕我太难过，但是你知道我这样的情况，我都回绝了……
社工：那你前面所说的失去了所有，世界也抛弃了自己，是事实吗？
小杰：（沉思了一会）呵呵，我似乎只看到自己错失了很多东西，也许我有些夸大其词了（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社工：虽然你感觉因为判刑这件事情导致你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你是否愿意试着想一下，现在你拥有的或者说收获到的，比如父母对你的爱护与关心（在判刑前期，小杰的父母一直在为他的事情奔波，同时为了顾及他的情绪，目前全家都尽量避免提及这件事情）、还有好朋友一直在你身边支持你……
小杰：这些我真没有注意到，就感觉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
社工：当然，面对判刑这件事情，每个人可能都会产生消极的情绪，这很正常。可是我们要一直陷在这样的情绪中吗？
小杰：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判刑后自己的前途确实受到了影响，我真的思想负担非常重。
社工：是的，影响是肯定会有的，但是如何看待判刑这件事情的影响是靠自己决定的。你从小到大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的，又因为非常的优秀，导致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大学生活中出手伤人，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可以算是一种警示。
小杰：这个“警示”的代价也太大了。
社工：你也承认这是一个警示？
小杰：我知道我确实做错了，当时我太冲动了。
社工：很好，能认识到这一点很好。那错了是否需要付出代价？
小杰：我知道，我也愿意付出代价，但这个代价太大了。
社工：是有些大，但如果你一直消沉下去，这个代价是会变小，还是会继续变大呢？
小杰：大就大吧，反正没有希望了。
社工：是否有希望，是看你的。如果你愿意把这次“警示”当成你人生的“盖棺定论”，那确实找不到希望；如果你把这次“警示”当成你人生的一种“变相财富”，也许你可以因为它的警醒，找到自己的不足，未来走得更好。哪一个是你想选择的？
小杰：（低着头不说话）
社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继续背负这个“重担”生活，毫无希望，让自己一直活得压抑，20岁就已经活完整个人生。
小杰：（抬起头）还有希望？
社工：不想“盖棺定论”？好！讲一个故事：两个书生一同上京赶考，恰逢路途中看到一副棺材，甲认为这是晦气，此次考试一定完蛋了，结果在考试中心神不宁从而落选；另一位书生乙则认为棺材=“官”+“财”，是个极好的寓意，结果在考试中仿佛如有神助，最终高中榜首。人生是自己的，生活也是自己选择的，有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抛弃了我们，但是回头看看，是否是我们背对着世界呢？
小杰：（沉默了一会，似有所思）。听了您的话，我有些感悟，心情也比之前好一些了，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思考一下。
社工：好的。记住它只是一个“警示”。
……
通过此次的访谈，社工首先运用“去灾难化”的方式，让小杰直接面对自己原来害怕的事件，通过引导沟通，让其原先的非理性信念显现出来，并且主动发现事情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糟糕。随后社工利用认知重构的策略，让小杰明白不能因为一次事件（判刑这件事情）就认为自己的人生都没有任何的意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同时运用注意修正的策略，鼓励小杰关注积极方面，从而减少其负面情绪，植入希望，让小杰学会运用适应性想法取代原先的非适应性想法，懂得接纳、成长，让自己未来的人生重新绽放。
小杰回家后确实情绪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愿意与家人交流，而且周末也开始与朋友外出。此后社工与小杰又进行了三次沟通，发现小杰的认知正在逐渐转变，不再将判刑这件事情“放大化”，同时他也开始重新拿起书本，准备自学考试。目前，一家销售公司因为小杰的外语能力好而录取了他，这增强了小杰的自信心。小杰表示自己现在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接触社会，找到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机会，相信他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个案2：中老年人改善认知行为的实际案例
服务对象因犯罪被法院判刑后成为社区服刑人员，此事对于自己和家庭的影响不言而喻，且这个影响是多维度的：比如社会地位的丧失引发的面子问题；因工作解除或者赔偿等导致的经济压力；因判刑带来的负面情绪；家庭系统关系紧张等等，突如其来的压力事件，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让自己和家人一下子失去了应对的能力，陷入危机……“人在情境中”，家庭中每个人都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家庭出现问题，认知行为治疗的及时介入，可以重新改变个人的认知与行为，从而使得家庭恢复往日的宁静与温馨。
D某，男，61岁，曾担任某国企工程师，退休后被单位返聘，后由于受贿罪被法院判刑，进入社区进行矫正。
社工初次见到D某，其一直以沉默对待一切，偶尔也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最多说一句明白，我会积极配合。通过SCL-90测试量表社工发现其得分是163分。
图8
从图表中分析看出D某目前存在严重的强迫症状和抑郁以及焦虑的情绪，偶尔还会出现幻听，大多是被人批评、责怪，有时甚至以为是有人迫害，带有一定的敌对性，并有自责倾向，还有孤独感。通过走访家庭，社工从其家人中了解到D某案发前一直处于忙绿的工作状态，不是出差就是在单位设计图纸或者开会、加班与应酬，但是这些全家人都知道他是在为整个家庭付出，他的妻子与孩子也明白理解他。即使这次犯罪，全家人都没有苛责他，只是希望他早日走出自己心中的阴影。可惜，D某现在却一直沉浸在自怨自艾中，他认为自己拖累了家庭，认为自己犯了罪就是罪人，在人前也抬不起头，自己对于整个家庭也是无用的。种种错误的认知已经严重影响到其生活质量，原本闲暇时间热爱种花草植物的D某现在也已经无心打理了，阳台上的盆栽若不是有妻子照料估计快枯萎了；节假日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D某也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推脱，只是偶尔在妻子的劝说中才会出门买些菜回家。D某的这一系列表现也影响到了家庭成员各自的生活，特别是D某的儿子，原先因为顾及D某的感受一直忍受着，最终因为接受不了父亲的“怪异”行为，而与D某大吵一架，致使“家庭冷战”彻底爆发。
经过社工与D某的多次沟通，发现D某存在的认知偏差就是现在只关注负面的情绪以及事件，却忽略了所有积极向上的正面事物。按照D某现在的认知，世界是黑色的，就像一滴墨汁掉落在白宣纸上，他现在就只看见黑色的那一个污点，完全看不见白色。社工与他沟通，想帮助他认识到：他拥有完整的家庭支持系统，唯一需要调整的就是自己的想法以及有些偏离正常状态的行为。但是无论社工如何与其交流，D某却固执的表示自己对于这个家没有任何意义了，原本自己就是努力赚钱，让家人过得更好，结果因为自己被一时的利益蒙蔽了双眼，害的自己成为犯人，对不起家人，这些想法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旋转不停，D某无法说服自己转变过来，以不同的信念重新开始生活。社工表示理解他的想法，这至少说明他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萌生羞耻感并处于反思中，但是现在他的一切行为给家人带来了一些困扰，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而解决的方式就是D某再次试着转变自己的观念，在此次访谈后，D某有过一段时间的转变，但是两周后其表示自己还是无法很好地转变想法，有时候那些让自己痛苦的想法仍然在脑海中盘旋。面对这样的情况，社工表示既然现在想法（认知）很难转变，不如从自己的行为开始变化，社工与其家人沟通后，发现D某的母亲现在一人独居生活，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并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现在全靠保姆照顾，不如乘这个机会多照顾老人……在听从了社工的建议后，D某每隔两三天就会到母亲家看望母亲，并且也开始跟着妻子学习如何做菜，随后将这些新学会的菜式做给母亲品尝。通过照顾母亲这一行为，D某开始重新融入到自己的家中，也学会了体谅理解家人，行为的改变导致了D某认知的改变，逐渐D某的情绪也在好转。在一年半后的一次个别访谈中，社工得知其母亲最终因病离世，但是D某却没有偏激的情绪，而是略有欣慰的表示自己曾经虽然一度生活在自己犯罪阴影中，但是很幸运的是当时决定采纳社工的建议，照顾母亲，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并且在这期间与母亲重新建立母子情，但这次虽然自己犯了罪，在社区里面服刑，自己也离开了公司不再忙着赚钱，可是因为这个机会好好照顾母亲，原本医生说母亲的病拖不过大半年的，可能自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母亲多活了一年时间，走的时候十分的安详，自己算是补偿曾经在亲情上的遗憾了，也许真的验证了古话“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倚，”自己现在已经六十好几了，但是刚刚才体会到亲情的可贵，判刑除了让自己知道要懂法，更要守法外，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对生活有了重新认识，以前一直以为赚钱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就是自己最大的贡献，现在才发现陪伴非常的重要。通过这一年半的时间，D某的行为先改变，从而促使他的认知随着行为的改变而改变，最终使得D某将心态调整的比较健康，家庭功能也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此案件中，社工曾运用到情境转换策略，由于D某在判刑后有时经常会有些让家人们不舒服的举动，例如过节不愿意一起出门，亦或者是与妻子、儿子因一些小事情而发生争执，从而激化家庭矛盾，也加强了D某的抑郁以及焦虑感，随后D某又因为这些负面情绪更加的变本加厉，与家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社工私下与D某的妻儿一起进行探讨与交流，除了缓解他们的情绪外，也希望他们可以理解D某出现的这些变化，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减少一些可能强化D某出现抑郁和焦虑的诱发因素。同时，社工也运用到了行为激活策略，由于社工前期的认知重构策略效果不大，所以决定反向用之，通过行为的改变调节其情绪，最终达到认知的改变。D某对于生活毫无活力，愉悦感降低，精力减退，所以行为激活对于D某来讲很重要。通过D某自己照顾患病母亲这一行为，让其减少了抑郁和焦虑的时间，进而增进了与母亲的亲情，随后为了更加照顾好母亲，于是向妻子学做菜，增进了与妻子的感情。通过这一行为促进D某出现一系列变化，在变化中体会到正向的情绪，最终导致D某的认知出现改变。
五、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中应用的完善
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是值得推广的，但还有更多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去完善的。
1.加大认知行为治疗的研究与推广
可以通过更多的案例总结、理论与实践研究进一步探索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中运用的可行性、服务的原则、技术操作的指南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宣传推广认知行为疗在社区矫正中的运用，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此方法在众多心理学模式中是十分契合社区矫正人员的，并且能够有效的针对服刑人员的问题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帮教工作。
1.开展认知行为治疗理论与技术的学习
熟练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是保证社区矫正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的关键，心理学本身也是一门新兴学科，社区矫正队伍中具有心理学背景的人才不多，依靠现有的人才难以满足社区矫正的工作需要，因此要加强对于认知行为治疗知识理论与技术的学习、培训、督导，协助一线社区确实掌握其理论、知识与技术。
2.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与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原则紧密结合
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基本的心理学技术，使用时有心理学的专业设置，但将其知识、技术运用于社会工作服务时应与社会工作的理念、知识和技术整合，共同作用于服务对象。如运用社会工作的接纳策略协助案主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对于那些因判刑导致情绪非常低落并产生一定认知偏差的罪犯，我们如果一味的运用积极调整心态的方式，可能会适得其反，可以建议案主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让案主理解负面情绪在很多时候是给我们提供重要的信息，当你面对这些情绪时可以选择挑战或者逃避，其实这些都是人生成长的一个重要过程，正确面对负面情绪，案主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最后认知也会进行自我调整。
再比如，心理学一向都是治疗室内的心理学。但许多矫正对象在情绪低落、非理性情绪出现或者行为出现偏差时不愿意主动寻求帮助，这对心理学的“治疗室治疗”提出了挑战。此时，社会工作的工作原则就会显得有更加积极的意义，社会工作强调走出治疗室，走进矫正对象的社区和家庭，通过走访社区与矫正家庭，主动与他们定期沟通，用坦诚耐心的态度换到家庭核心人物的信任，及时了解到案主存在的问题，提供适合的帮助。
3.实现认知行为治疗知识和技术的本土化
中国有极其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认知行为治疗的模式是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如何把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运用契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认知的理论与技术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教服务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只有符合本土化的技术手段才可以更好的协助服刑人员走出认知误区，缓解情绪，从而使其行为正常化，最终顺利回归社会。
认知行为治疗在社区矫正中的实践，近年来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对于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疏导，纠正他们的不良认知，帮助他们以更好的健康心态融入进社会是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社工应用认知行为治疗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的重要探索，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责任编辑：王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