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雷达先生在《废墟上的精灵——〈白鹿原〉论》里写道：“《白鹿原》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1]我们在读过《白鹿原》以后，首先感觉到的是，它具有十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容量，这使得它足以构成整体、自足和饱满的世界；其次也能感觉到它在历史的动荡和文化的撞击中既展示出社会群体的现实状况和生活愿景，又探究不同层次的不同个体的独特心理和行为选择，从而达到了“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深度。
在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里，宗族社会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单元，它上接民族国家，下连家庭个人，既有服从国家整体意志的一面，又有自身特殊的传统和约束，从而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沟通上下、结构全局的关键环节，中国文化的众多基本特征和中国民族灵魂的众多特质与之都有密切的关联。在以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尽管宗族社会也曾被注意和描写，但并未被作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单元列为考察社会演变和发展的因素，在涉及社会变革的文本中，人们更多的是从阶级和政治集团的角度去塑造人物形象。这一点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话语所决定的，它主要是一种旨在倡导新的革命的输入性话语，并非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实际。民国以后，作为传统因素的宗法制度和秩序日渐受到新兴权力机制的冲击和挤压，同时也是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加以否定的对象，但它并不是革命的主要对立物，也不是推进革命的主要参照系，因此它处于一种表面上被否定而实际上被忽略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它在现当代文学话语中被同样忽略的情形。
《白鹿原》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灵魂世界，它围绕着宗族社会这个最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机体在近现代历史面临动荡和转轨而出现的挑战和衰微来展示传统文化的走向和命运，同时探讨不同的人在此环境下所呈现的坚守、沉沦、挣扎和自新。作品显示了阔大的历史背景和本真的人物生存状态。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创作《白鹿原》的年代，正值国内“文化热”的兴起，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剧烈的对内对外政治斗争之后，人们得以冷静下来思考整个民族的过往和未来，强烈感受到文化传统在国人生活中的极其重要的存在与作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几十年在乡村与底层民众的朝夕相处，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80年代的分田到户等一系列乡村的变化，对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因素了然于心，他的脑子里已不再只是当下的各色人等，而是从这些人身上想到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更早的祖先，想到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所曾经历的一切，他们身上有哪些基因仍然存活在今天的后代身上，又有哪些也许不该消失的东西已经默默消失。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白鹿原》的一个重要时间性经验，就是恢复乡土中国‘宗族’概念的社会记忆，以儒学与宗族文化的结合，表现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主体地位’。”[2]
小说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为背景，以关中白鹿原这片地域为主要场所，着重描写了一个由白、鹿两姓构成的宗族群体的命运变迁，其中重点呈现了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鹿三、冷先生、仙草和白孝文、鹿兆鹏、白灵、黑娃、田小娥等两代人的形象和性格，其中朱先生、冷先生和田小娥虽非白、鹿两姓，却与白、鹿两姓有着各种亲缘上的关系，实际上也与这个宗族群体关系密切。这个宗族社会有着中国传统宗族社会所具有的一系列重要特征，包括族长的确立与承袭、以族长为代表的宗族对其成员的自治性管理和约束，通过宗族祠堂树立对宗族的依顺和礼敬，合全族之力应对各种天灾人祸，保持本宗族所固有的某些民情风俗，等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乡村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存在着的，这种建立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模式在近现代的社会的变革中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与宗族之间已经逸出‘家国同构’的传统框架”[3]，因此，这种挑战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应对挑战或说反挑战同样有其必然性。谈论这种挑战或反挑战的孰是孰非，严格来说并不是文学家的主要任务，而是历史家和理论家的事情。文学家当然也要有历史是非，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写出这种博弈中的人物，从这些人物身上让读者读到对历史的认识和对人生的启示。小说《白鹿原》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小说中的朱先生、白嘉轩、鹿三、仙草、白孝武是属于维护传统宗法体制的阵营，而鹿子霖则显示出对此的游离，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白孝文以及黑娃则表现了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反叛。正是这些维护、游离和反叛，形成了小说中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展示了人物内在性格和命运的多彩独特。
朱先生作为宗族特别是白嘉轩的精神领袖，是宗法文化的理论化身。正是在白嘉轩处于因城里“反正”而出现困惑的时候，朱先生拿出了他所制定的《乡约》文本，指点着白嘉轩今后的方向。他还帮助白嘉轩完善了以造塔镇住田小娥阴魂的构想。尽管朱先生并不显得顽固和迂腐，不少时候还体现出为人处世上的灵活与人性化，但他在总体上显然是认同并且维护宗法社会的伦理与秩序的，他有诸多让人传扬的言论举止，其实也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的立场的。对他来说，近现代社会出现的革命是模糊的，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反对，但他留下的困惑和担忧自有其应有的分量。
白嘉轩是朱先生文化理想的实际践行者，他以他一生的顽强和坚韧来守护着宗族社会的理想与原则。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写出了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为什么有如此担当和付出，一方面他生长在宗法社会的时代，正是这种社会理想和原则哺育成长的产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自身与这种制度之间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他出生在具有族长继承权的白姓长门之家，这是宗族世袭制度给他天生的特权。在父亲老族长死后，他顺利继任族长。由于连娶的六房女人相继死去造成的家道中落和无子嗣，他在族长的位置上坐得并不踏实。尽管他通过种植鸦片富了家业、娶了第七房女人仙草并生了几个儿子改变了这种局面，其中却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细节，就是他利用计谋换得鹿子霖的风水宝地，得到了象征宗族祥瑞的白鹿的滋润，其中既体现了白嘉轩的“人为”，也让他觉得是“天意”。自觉有了“天意”眷顾的白嘉轩此后在族长位置上不仅做得风生水起，而且总在关键时刻为宗族的秩序和利益显出中流砥柱的力量。他推行《乡约》、整修祠堂、组织“交农事件”、废黜儿子的族长继承权、不认女儿、平静应对农运带来的一系列动荡、带领族人抵御干旱、坚持不替田小娥修庙而是造塔等等，不仅显示出了独特的担当和勇气，而且为之付出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他的责任心和执行力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这里面既体现了传统文化所陶冶的个人魅力，也是他作为宗族社会的代表为维护这种社会秩序所特别为之的举动。白嘉轩作为族长，不同于宗族之内的任何一个别的个体，他所努力的一切其实与他个人有着更直接的联系，而维护宗法社会的既有秩序，他所得的回报显然也高于其他任何人，这实际上也正是封建文化的一个内在的秘密。鹿子霖之所以要另起炉灶，游离于宗法秩序之外，原因正在这里。
鹿子霖也是族里的能人，他家和白家在白鹿原一样，都有不小的影响力。起先他和白嘉轩联手在族里做了不少事情，但他很快发现这一切增加的都是白嘉轩的荣光，而与他并不相干，这是因为他并不具有像白嘉轩一样成为族长的特权。鹿家的家风教导后人要想方设法出人头地，其实正是骨子里对族长世袭既无奈又不满的体现。民国以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动正好给鹿子霖提供了机会，他出任了白鹿村的“乡约”，于是这个“乡约”跟白嘉轩的《乡约》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白嘉轩以《乡约》文本为武器，鹿子霖以“乡约”官职为背景；白嘉轩以祠堂为阵地，鹿子霖则以保障所为阵地。二人明争暗斗、彼此较量，以此形成小说中一条基本的故事线索。由于鹿子霖的个人私欲极其膨胀，糟糕的人设使读者只将他与人品低劣相联系，因而不免忽略了他出任“乡约”的更深层和更复杂的原因。要真正了解白嘉轩，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鹿子霖，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品德的对比问题，而是涉及传统社会体制和秩序下人的选择和命运的深层次的问题。他其实是一个传统文化的脱轨者，但又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新的思想因素，只是为了要实现出人头地的目的，才借现代社会的时势之力去获取机会。
与朱先生、白嘉轩、鹿三等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和鹿子霖这样的脱轨者有所不同，他们的下一辈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黑娃和田小娥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倾向。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是被寄予厚望的族长继承人，为此他始终按照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模式而活着，甚至没有想过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活着，可以说，他的所有言行都严格遵循着成为一个未来的族长的方向。但这一切的表面性和脆弱性被深谙人心又急于报复白嘉轩的鹿子霖给捅破了，他唆使田小娥勾引了白孝文，也从此彻底改变了后者的人生轨迹。此后的白孝文走着一条自私、投机和虚伪的道路，将人性之恶展示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具有灵魂深度的人物的精神演变。
白灵一落生就让人疼爱，她的聪明和灵气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然而她最大的不同寻常却是从小就不愿按部就班地照着大人的吩咐行事。进城念书以后，她更是很快受到新的社会思想的召唤，并且对旧的宗法传统显示出对立和反抗。她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选择志同道合的鹿兆鹏为自己的伴侣，充满激情地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最终死于自己队伍里的错误整肃。其悲剧的结局让人叹息，同时更让人思索和难忘。
黑娃是宗法文化的反抗者，这种反抗的动力来自孤傲和倔强的性格。尽管他起初并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对宗法秩序构成了反抗，他只是凭着本能照着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娶田小娥、参加农运砸祠堂、沦为土匪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给人留下桀骜不驯的深刻印象。他闯荡半生后又拜在朱先生的门下，继之回归祠堂，终于还是在传统文化里找到慰藉，也给了白嘉轩莫大的鼓舞。
提到黑娃，就会让人想到田小娥。这是一个让人又有同情又有不屑的人物。她有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反抗命运的一面，但同时又缺少应有的自尊和自爱。如果说她爱上黑娃还多少让人同情，被鹿子霖侵占也是迫不得已，但她勾引白孝文并进而导致后者名誉扫地且败光家产则绝非出于自身处境之必要，虽说有鹿子霖谋划于前，白孝文自己堕落于后，但田小娥的行为仍然为人不齿，她被公公鹿三杀害后，引来瘟疫以表冤屈多少也使其分量打了折扣。这个人物其实体现了作者的某种矛盾心理，反映了传统文化、婚姻自由、女性权利等观念在作者内心的相互碰撞。
小说里的鹿兆鹏是一个很成熟的革命者，只可惜作者对这种成熟的经过并没有做出充分的交代。他对传统的宗法文化抱有彻底决裂和否定的态度，而且体现得十分自觉和坚定，这一点与黑娃出自本能的反抗形成对照。正如前面已经提到，鹿兆鹏和白灵投身于新的社会制度和理想的追求，旧的宗法社会伦理和秩序自是处在被否定之列，而并不主要表现为直接的反抗，所以他们跟作为族长的白嘉轩之间倒不像黑娃那样冲突，我们所看到的鹿子霖与鹿兆鹏、白嘉轩与白灵之间的对立主要是作为父子（女）之间的。
从上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看，他们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宗法制度分崩离析而新的制度尚在追求之中的时代，守旧、趋新，脱轨的堕落、本能的反抗，各自本于自身的文化心理而在白鹿原上演绎着他们的人生。守旧者自有一份悲情的担当，趋新者不乏神圣的豪迈，脱轨者映现出生存的茫然，而反抗者也放射出真实的人性之光。故事虽然发生在过去，却让人仿佛觉得又正在当下，其中贯穿的人性的压抑与摆脱压抑的渴望以极其复杂的纠结呈现在读者面前，它真正触及了我们民族灵魂的某些内涵，这是《白鹿原》摆脱单一的政治视角而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人、发现人得到的结果。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也改变了以往那种“先入为主”的定式，采取了较为客观的真相还原，重新挖掘了以往有意无意忽略和隐藏在表层之下的生活内容，从而使文本显现出难得的厚重，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审美体验，更加凸显了它独特的思想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