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兆鹏来到黑娃的驻地，给他讲述国内的政治形势并对其寄予希望。白鹿原上众多捐税和抓丁弄得民不聊生。鹿子霖出狱回家，一副看破尘世的人生态度。一个女人带来了鹿兆海的儿子，他又忍不住寂寞到联保所干了起来。白嘉轩让儿子躲掉保长、甲长的差事，又忙于为三儿媳妇不生而操心。
●黑娃虽然到了保安团，当了炮营的营长，但鹿兆鹏见了他仿佛就是自己人，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好像是自家人在交流一样。尽管黑娃还念叨“我们弟兄成了两路人”，但在鹿兆鹏看来并不如此，他说：“既是兄弟就不说这号话，你占住炮营营长比谁占那个位都好。”这是着眼于重要的时刻黑娃和他的炮营能够发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一方的作用，至少不至于成为相反的力量。这里的兄弟显然并不仅仅是血缘上的，他与兆海是亲兄弟，但真正走的是两条路，他与白孝文也是本家兄弟，但要黑娃小心这个“乡党”，因此鹿兆鹏所说的兄弟更多的是认定黑娃在政治上的同盟。首先固然是因为二人从小的友情，他了解黑娃绝不负人的性格；其次是他们毕竟一道进行过农协革命、共同参加过最早的武装斗争；再次就是鹿兆鹏知道黑娃对他始终保持信任，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对黑娃受到一致称赞（包括朱先生）的祭祖行为提出异议。在鹿兆鹏看来，黑娃投诚保安团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学做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好人更是迂腐，因为他眼里的黑娃就应当并且只能跟他闹革命。
●鹿子霖经历了因为儿子而坐牢两年多的过程，家里真正是人去楼空。他的妻子难得地能在家里做主，居然表现出一般男人都少有的果决和干练，毫不顾惜地为救自己男人出狱而卖房卖地，此前白嘉轩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儿子尚未成人的时候，作者也是这样描述，可见，在宗法传统浓厚的乡村社会，女性受压抑实在太过普遍，只是面对这种压抑的质疑还远未提上议程，少数女人也只有在某种非常情况下偶尔露露角。
鹿子霖的命运基本上是失败的，他所谓的已将世事看透不过是面对失败的无奈。本想要在白鹿原上与白嘉轩抗衡而去出任“乡约”，到头来在岳维山和田福贤眼里不过是打手和工具，被捕收监更是表明这个工具的价值极其低微，而且坐牢时间长达两年零八个月，这已根本不可能实现岳维山当初抓他时所说的目的——说出鹿兆鹏的行踪，只是不负责任地将他关着。其妻子鹿贺氏只还一味为救他出狱而几乎耗尽家财。而最后能给他带来唯一安慰的还是家庭人伦的转机——孙子的出现，只是这新一轮转机之下当事人却依然顺着老路走去，他要到田福贤那去帮忙，为的是替孙子挣馍来吃，这就为他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鹿兆海本来是除了白灵谁都不娶的，当得知白灵与鹿兆鹏一起之后，理智告诉他自己与白灵的缘分已尽，但情感上终究难以忘怀。之后找到的女子不过是白灵的替身。这里面既含有几分自私，也有几分酸楚。不过比较起来，鹿兆海与上一代只将女人视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根本不考虑爱情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留下了子嗣，满足了鹿子霖的人伦愿望，同时重新鼓起了鹿子霖生活的乐趣和劲头。鹿子霖以崭新的打扮行头和“高涨的气势到联保所供职了”，这在白嘉轩眼里，纯粹是“官饭吃着香喀”。看来，二人之间的较量似乎还没有结束。
●鹿子霖带着鹿兆海的遗孀和孙子去给鹿兆海上坟，看到自家祖坟周围屎尿遍地，气得骂道：“我在村子里的时光，狗也不敢到这儿拉一泡屎；我鹿子霖倒霉了坐牢了，祖坟倒成了原上人的一个官茅房了。”再等看到鹿兆海“墓前那块半人高的青石碑面上拉着一泡稀屎，业已干涸的稀屎从碑石顶端漫流下来，糊住了半边碑面，可以看出恶作剧的人是不惜冒险爬上碑石顶端拉屎撒尿的”，鹿子霖怒不可遏。这是一个当年曾经与白嘉轩共同缔造了“仁义白鹿村”荣誉的人对眼前的白鹿村人的道德认定，虽然其中充满了因涉及自身利益的情绪色彩，但多少还是让人产生一些思考。一是或许原来的荣誉不过是官封的称号，百姓另有看法。二是或许之前确实比较“仁义”，而在时局变化之下正不断处于滑坡，这一点可由朱先生的感慨来证明证。朱先生翻阅历代县志，虽然各种版本的县志出入挺多，但关于滋水县乡民的评价是一贯的八个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朱先生想：在新修的县志上，还能做如是的结论吗？三是鹿子霖由个人家庭等方面的遭遇产生了极度的心理失衡，因此迁怒于乡亲……“仁义”从来不可能抽象地存在。
●一面是旧体制最后的疯狂，用绳索将抓来的壮丁捆缚着押上战场，一面是鹿兆鹏这些年在原上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比黑娃手下炮营的人数还多，白鹿原同样无可避免地成了现代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虽然不见正面的交锋，但潜在的博弈已经对民众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白嘉轩于是召集族人宣布，除了新年敬祖，啥事都不要再找他和孝武了。这是一个宣告退场的宣言，在处理现实事务方面，传统宗法机制已无力应对日益激烈的现代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复杂形势，征粮、派捐、抓丁这些最为急迫和重要的事情都无关乎宗族社会传统的关注，而且其执行的规则也大相径庭，难怪连白嘉轩在知道自己居然是免征户时，竟然还有些许尴尬。但征丁中出现的类似闹剧的千奇百怪的现象又使他犯不着去较真，一个一辈子活得有原则且认真的人终于也陷入了一种无奈而又茫然的状态。尽管他的内心对现状并不认同，他只是觉得“这兵荒马乱的世事他无力回天”，他认同的“天”，依然还是他一直信奉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当下以至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都不再能重现白嘉轩所期望的光耀和权威，而只能作为一种被压抑的深层意识，日后又渐次转化为民间意识在心理层次对民众的行为产生影响和规约。整部小说《白鹿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传统的挽歌，白嘉轩的无奈正是表明了这一点。
●白孝文执意要买回被鹿子霖买走的门楼，让白家的宅基上重新竖起昔日的格局，并且十分在意这是在他经手下完成的，表面上他说是对祖宗赎罪，其实用意已经在着眼后白嘉轩时代他在白家的地位。他的儿子吃喝嫖赌、携枪逃跑，他的态度居然是“兴许再见面时他当师长了哩”，完全一副实用混世的眼光，其实是对自己人生原则的自得，所以，他表面的所有光鲜、他对祖宗的赎罪、向祠堂的回归都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极端自私、虚伪和唯利是图。
●白嘉轩的三儿子孝义婚后多年不见生育，白嘉轩咨询了冷先生以后，“构思完成了一个比冷先生说得更周密的方案，然后交给母亲白赵氏去实施”。以前在分析白嘉轩的形象时，论者大都提到他与鹿子霖换地和率先种植鸦片这两件事，认为是白嘉轩一生中仅见的两件不光彩的事情，白嘉轩自己认为只有前一件是他“一辈子做下的见不得人的事”，这些都值得读者去探讨。所谓那个实施的方案来自冷先生。
冷先生的建议是叫他儿媳上棒槌会，这是当地不孕女子求子的风俗，这种风俗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在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先民解决不孕问题的对策，也是把“有后”看得极其重要的体现，其中自然包含让人很难接受的苦楚。冷先生如此建议也确实出于“话丑理通”的无奈之举，白嘉轩断然不能接受，他设计的是让鹿三的儿子兔娃来承担此任。无论白嘉轩出于何种考虑选择兔娃，比如他与鹿三的情谊、兔娃比较懵懂、儿媳与兔娃很熟悉等等，但让一个未婚少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人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并且还要承受不准说出去的心理压力无论如何都是不道德的。也许在白嘉轩眼里，他这是对兔娃的信任甚至恩惠，但这只是他的想法，而完全没有顾及对方的意志。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对儿媳也是十分不尊重甚至是伤害，只是后者在“无后”的精神压力下暂且无法去顾及这种强加的性行为的别扭。“无后”即可能被休，而“被休”则是女性一生最大的耻辱，这种不人道的宗法观念在她是无法抵御的。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她只能由夫家摆布，她无论与谁交媾其实都不能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要由白嘉轩来决定，这里尚且不论她的不孕到底是她的原因还是孝义的原因。白嘉轩一方面对田小娥的行为不能容忍，另一方面却又同时导演了兔娃与儿媳的媾合，虽然他这是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信条的大旗下发生的，把“有后”当第一等大事实在难掩其性道德观的虚伪和混乱，不知他在萌生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当年推行《乡约》时的一身正气去了哪里？倒是让人感到回到了巧取“风水宝地”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虚伪和混乱对自身也是伤害，白嘉轩为此做的善后工作表明多少有着心虚，而白赵氏不仅心虚，更是由恶心终致不治。小说中孝义媳妇的文字不多，许多读者可能对她都有所忽略，或者仅仅记住了上面提到的这个情节，其实她应当也是一个宗族伦理的牺牲者，如果用孙绍振先生分析田小娥的文章的观点来看，整个事情的过程中，“这个女人当时的情感和感觉等于零”[1]。即便不说等于零，起码也在健全的人以下，当然上面说了她的苦衷，她或许是被迫等于零。撇开外在动机不论，她对兔娃的行为是能让读者想到小娥对孝文的勾引，尽管二者之间有着很多的不同，但白孝文毕竟是成年的男人，而兔娃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性经历的少年。田小娥当时受到鹿子霖的挑唆而失去自己的理智，孝义媳妇同样是被宗法观念控制了失去了自我。从后来她果然受孕来看，其实不孕的原因应当在孝义身上，但事实上“不孕”的责任一直都是她在承担，包括不仅差一点导致“被休”，也包括上面提及的由公公导演的与兔娃的媾合。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朱先生是白嘉轩生命中的“贵人”，正是他的指点，让白嘉轩得以知晓他发现的蓟草类似一只白鹿，于是有了后来家道中兴的故事。而在白嘉轩家底尚处殷实的状况下，朱先生却要他“辞掉长工自耕自食”、种不过来的土地“撂给穷人就完了”，这对于一辈子谋求家业的农民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这却正显示了朱先生对世道演变的突出敏感。当然他得出这个结论，并非靠的“掐指一算”，而是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的主张的了解。后面他和黑娃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谈及的几件事可以为此佐证。一是朱先生说毛泽东的书他看过，写得好。二是朱先生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这虽是他根据当时“国旗”图案说的带玩笑的话，但其中也不乏他的预判。三是他不愿为岳维山发表“反共声明”，并且做好了被抓的准备，这一方面体现了不想被他人利用、介入党派斗争的一贯立场，另一方面也含有他对时局发展的考虑。综合上述，他对白嘉轩的提醒表面看来轻松随意，其实包含了深思熟虑，尽管白嘉轩只听了一半，但在“土改”中幸免被划成地主。
白嘉轩在“土改”中被幸免划成地主，这在小说中属于“预叙”，前面提到的鹿鸣的小说《春风化雨》也是用的这种叙述。本来在作品中，作者可以“预”的东西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突出说明这一点？表面上当然是表现朱先生的先见之明，但似乎并不仅仅为此，作者更深刻的用意还在白嘉轩身上。朱先生要他辞掉长工、把种不完的地撂给穷人，他听了前半句而没听后半句，这是因为鹿三这个“最好的长工”之后，他感觉他不可能再找到他理想的长工，他跟鹿三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主仆关系让他对雇用长工有着远远超出仅仅为他干活的理解，他索性不再雇人，既是对他与鹿三之间情同手足之情的怀念，也是宣告了一个“仁义”温情时代的结束。至于土地不肯丢弃，这对于一个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命的农民来说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另外将白嘉轩的政治身份定为“富农”而不是地主，也有意减弱了他作为传统的族长与被推翻的旧政权在政治上的关联程度，凸显了他始终一贯的文化人格。
注释：
[1]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福建论坛》，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