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本章故事梗概：白嘉轩发现了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奸情，迅速而果断地对他进行了惩罚，废了他的族长继承人资格，由白孝武接任，同时采取了分家的措施。田小娥对白孝文的结局感到一丝歉疚，她尿了鹿子霖一脸。

●“白嘉轩只顾瞅着犁头前进的地皮，黄褐色的泥土在脚下翻卷，新鲜的泥土气息从犁铧底下泛漫潮溢起来，滋润着空乏焦灼的胸膛，他听见自己胳膊腿上的骨节咯吧咯吧扭响的声音。他悠然吆喝着简洁的调遣犍牛的词令，倒像是一种舒心悦意的抒情。”这一段文字很美，作者若没有亲自扶把使牛的经历是很难写得出来的（邢小利《陈忠实传》[1]，作者确有这样的经历）。这不仅符合主人公白嘉轩勤勉的性格和渴望早日恢复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把握到了白嘉轩在耕作这个行为中身心与土地之间的那种融合与相契，这是他最踏实、最安稳的一种感觉，也是他对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和渴望的一种最基础的感觉，只要还有这种感觉，不仅“浑身都痛快”，而且心不烦、意不乱，白嘉轩就永远是那个白嘉轩。可以说，这是他的“命门”所在，这一点也是体现白嘉轩形象丰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描写在小说的后面还出现了，他的许多对生活的思考也都是在田间地头所完成的。其实鹿子霖在农活上也是亲力亲为的，小说前面写他刚得到白嘉轩的水地时，就有意支开长工而和老父亲亲自下田来操作，并且显得非常享受。但此后这类描写就不再出现，因此也就似乎少了一点能使其“做踏实的自己”的地方，这也是作者表现他跟白嘉轩之间的一个区别。

●白嘉轩才体验到身体恢复能够使犁的惬意，召集家人宣布生活进入原先正常的轨道，却很快发现了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的奸情，霎时间白家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子又变得严峻起来，这一段情节的展开充满跌宕。他晕倒在小娥的破窑前，鹿子霖则站在倒地的白嘉轩身旁久久不语，像欣赏被自己射中落地的一只猎物，可见他此时心中的得意。可以说，事情到这一步，确实是按照他所预谋的在发展。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处心积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此前是他主动到冷先生那儿透露出消息，希望由冷先生传话给白嘉轩，因为他知道冷先生一旦听说肯定会对白嘉轩说“这一切都出于他急切的心情”。他对冷先生说的话十分虚伪：“咱们谁都不想看白家出丑……他跟你是亲家，我跟你更早就是了，盼着大家都光光堂堂。”然后又在白嘉轩晕倒在破窑洞前的时候适时地出现，仿佛一直在急切地盼着的并不是上面他所说“白家光光堂堂”，而正是此刻的“射中猎物”，鹿子霖的无耻下作于此确实暴露无遗。我们看到田小娥并无报复得逞后的喜悦，反而倒有几丝害怕和不安，此亦可见她真是没有害人之心，而纯粹是被鹿子霖所利用。但鹿子霖心思虽然歹毒，却也太一厢情愿，或者说眼光毕竟还是短浅，他只能考虑到如何给白家制造麻烦，但没有想到或者说是根本想不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白嘉轩如何应对，虽然说他的确是给白嘉轩设了一个乱局，制造了极大的麻烦，但还不能就此断定他已完胜。

●白嘉轩对白孝文的处置充分体现了他的性格和信念，是完成他的人物形象的重要部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白嘉轩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坚硬无情，对家人包括母亲的反对无动于衷，此时的白嘉轩体现出其在要害问题上十分刚硬的一面。在白嘉轩看来，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他整个家族此刻的荣辱，还与今后的命运相关，这一点确实需要超出常人的眼光。他说：“忘了立家立身的纲纪，毁的不是一个孝文，白家都要毁了。”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但真要做到壮士断腕、大义灭亲绝非易事，尤其是“白家都要毁了”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断，并非迫在眼前，抱着“只要以后如何如何，就能够怎样怎样”的心态，很多人很多时候都会将眼前的难题含糊应付过去，白嘉轩的难得之处就在于他的不含糊，哪怕是面对自己曾经付出心血、寄予厚望的儿子。在此之前，当白嘉轩被仙草的针扎进人中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看见鹿子霖时，心中肯定是倒海翻江、五味杂陈，他长叹一声又把眼睛闭上，似乎更坚定了他对事态严重性的判断，虽然此时他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与这人有关，但至少绝不能让他看笑话或者幸灾乐祸的心理得逞。白嘉轩做出的重要的决定是派鹿三去叫孝武回来，并且说得相当严重：“就说我得下急症要咽气。”可见，这个问题在他心中的分量实不亚于死，之前他在窑院外面听到里头的狎昵声音，就有“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的感觉。他之所以会栽倒，正是因为刺激和伤害之大。比较一下白嘉轩对白灵的忤逆和白孝文此事的反应，会感到其中有着不同。白嘉轩对白灵的“不听话”，包括从家里出逃以及后来的退婚十分生气，但因为是女儿，他可以简单决绝地宣布“白家没这人了”或类似后面出现的“这人死了”，尽管也失落和恼火，但这对他的心理冲击并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程度。而对白孝文就不同了，他是要继位族长的长子，他出事会导致白嘉轩精神崩溃。但难能可贵的是白嘉轩并没有崩溃，而是以一系列果断的处置来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首先就是顶住各种压力将儿子绑进祠堂。值得注意的是，这回惩罚的并不包括小娥，其实这次的事情与上回小娥与狗蛋之间的事情并无区别。问题在于，这次的惩罚直接事关白嘉轩心中最本质的问题，它还有非常重要的后续问题，就是白孝文的族长继承人的更换，而惩罚的形式本身已经不再像上一回那么重要，田小娥在他眼里更是已经无关紧要了。

●白嘉轩对白孝文的惩罚是必然的，这既符合白嘉轩的性格，也符合他推崇的《乡约》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拿定了要废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作为族长继承人的主意。其中本来有奖有罚是一个群体保持凝聚力和生命力都必不可少的机制，这本身也有合理的地方，在任何一个宗族的规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奖与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中存在的欠缺与局限，白嘉轩对白孝文的惩罚也不例外。小说中出现的白嘉轩对白孝文的惩罚完全是单向的，即根本不考虑受罚者的态度和认识之类，一开始就定下了最后的结果——更换族长继承人。在白嘉轩看来，他“必须采取最果断最斩劲的手段，洗刷孝文给他和祖宗以及整个家族所涂抹的耻辱”。这里要考虑的是他、祖宗以及家族，当事人本身已无足轻重。虽然白孝文确实犯下大错，被废了族长继承人的资格也不为过，但仍然有几种不同选择，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结果，不能不说与他受到的惩罚有关。李建军在分析《白鹿原》时，曾谈到白鹿原的宗族惩罚机制的非理性和野蛮性，并认为正是这种机制严重伤害了白孝文的自尊，从而导致了他彻底走向堕落。[2]这个分析很有见地。白孝文没有抵御住田小娥的诱惑，这确实是一个过错，但此时的白孝文尚未堕入丧失一切廉耻和操守的境地，他的内心有着纠结和矛盾，在与小娥在一起时仍然充满顾虑，以致始终无法如愿，就连小娥也觉得他“确实是个干不了坏事的好人”，从而在他受罚后产生负罪的感觉。很难说白孝文的这种状态在事情暴露后就一定只有破罐子破摔这一种结局，但实际上白孝文在受到白嘉轩严厉而野蛮的惩罚后，情况就不同了。他从里到外都被打上耻辱的烙印，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生历程因此彻底变轨。但是就白嘉轩来说，道德惩罚机制是否合理就跟整个道德规范体系对下一代的要求是否合理一样，是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的，他只认先人陈规和族长继承这两条。孝文出事之前，白嘉轩一味对他强加自己的道德信条，根本不考虑孝文的真实思想和个体要求；一旦孝文出事，则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取消其族长继承人资格的同时，也使他的人格尊严丧尽，接下来的分家和拒绝借粮说明白嘉轩已完全将其视为仇人。这足以看出，白嘉轩的道德观念是如此极端和狭隘。他心里根本没有正常的、平等的、自立的人的观念，甚至连最基本的亲情都被抑制，只把人当作伦常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孝文的扭曲的一生也是白嘉轩以及当时的封建教条导致的。因此，无论作者主观上对白嘉轩的为人处世抱有何种态度，上述描写在客观上还是提供了对传统宗法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白孝文一事在不同的人那里得到的是不同的反应。较早知道的鹿三几乎和白嘉轩态度一样，他居然愤怒到抡开胳膊抽了白孝文两巴掌，率先对他进行了惩罚。此刻的鹿三已经完全不是在面对自己的少东家，而是在大义凛然地进行着道德审判，一句“羞了先人了”的怒斥让他完全不顾及自己长工的身份，而是拥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道义自信。这就如同此前他作为“交农事件”的领头人一样，关键时刻不在乎自己是谁，而是感到自己应当做什么，所以他是最能真正理解、支持白嘉轩的人。白孝武的态度耐人寻味，作为次子的他对父亲表示了坚决支持，正是他把问题上升到了“白家立身的纲纪”的高度，得到了父亲“热泪盈眶”的共鸣，从而也为自己赢得了一次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机会，一旦兄长被“推进祠堂捆在槐树上”，接下来肯定就是族长继承人的更换，在“嫡长世袭”的制度下，这样的机会太偶然也太难得，白孝武完全清楚其中的关窍，他的态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鹿子霖策划了整个阴谋，又在白孝文受罚时上演了“跪谏”的好戏，却在事后到了田小娥的窑洞要好好地“受活受活”，显示出十足的幸灾乐祸。鹿子霖为什么要“跪谏”，而且对白嘉轩说“我敢说这根本不怪孝文，你也招不住这个折腾喀”？这正是他的阴险和虚伪之处。让白孝文落水、丑事败露，鹿子霖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时候出来充好人，既可以似乎洗脱自己的干系，将此案的始作俑者隐藏起来，又在村民眼里形成了仁慈的印象，同时还有将白嘉轩一军的味道，假如后者在某一个环节有一丝手软和瑕疵，都将会成为鹿子霖新的把柄，白嘉轩也将成为继白孝文之后的又一个输家。整个事件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田小娥事后却良心发现，觉得自己是真的做了害人的事，感到先前对此事的理解偏于简单，未料到鹿子霖的阴谋将她逼入了自我不安的境地，毕竟她跟白孝文并无直接的恩怨，可见田小娥天性善良。正是在这种善良之心的驱使下，她报复了鹿子霖，尿了他一脸，此后的鹿子霖再也无颜走进她的窑洞。从某种角度来讲，鹿子霖在田小娥面前最终竟然还是一个输家，而田小娥此后竟然和白孝文真的好上了，这无论如何也让鹿子霖始料不及。郜元宝先生在《赵素芳与田小娥——柳青、陈忠实笔下两位人格扭曲的女性形象》中，认为田小娥的形象与赵素芳的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虽然“都是随波逐流，随人摆布，但她们内心深处并未失去基本的是非观，更没有昧着良心干坏事”[3]，正如素芳对姚世杰的态度一样，从起先的某种依赖到后来看清他的为人，田小娥对鹿子霖也是由开始的信任到此事件之后的鄙视，而且她们最后都通过特殊的方式发泄了她们心中的强烈怨恨。这种比较让我们看到陈忠实创作上对柳青的借鉴。朱先生给白孝文的话是两个字“慎独”，这显然符合他的身份和性格，但未免让人感到有些隔膜，“君子”的人格要求对于此时的白孝文太远了，这也说明对于白孝文这一代来说，朱先生的教导已明显缺乏针对性并且影响力衰微。

●白嘉轩似乎也预感到受了惩处的白孝文此后的发展结局，或者说从一开始发现了白孝文的事情，他就将白孝文视为“不肯改悔”的败家子，注定会给他的家庭和家族带来更大的耻辱，因此白嘉轩断然地采取了分家的措施，让白孝文出去自立门户，大有此后“井水不犯河水”的意味。在朱先生的监督下，他的家产分配应当没有问题，而多个儿子的家庭实施分家这在乡间也属正常。只是白嘉轩此举针对性较为明显，可以说正常之中又透出一丝不正常，或许正是他为预估的白孝文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提前应对。

注释：

[1]邢小利：《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第164页。

[3]郜元宝：《赵素芳与田小娥——柳青、陈忠实笔下两位人格扭曲的女性形象》，《小说评论》，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