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本章故事梗概：黑娃在郭举人家打工，与郭举人小妾田小娥很快好上，被发觉后，他离开郭家并侥幸逃生，辗转几地后，到了田小娥娘家村子，不顾一切地娶被休回家的田小娥为妻。
●类似黑娃与田小娥的偷情，在以往的文学描写中也曾出现，这并不算新鲜，但二人偷情过程的描写过于详细甚至比较露骨，另外在长工中对男女之事的津津乐道几乎成了劳作之余的唯一安排也体现了作者着意为黑娃的偷情营造氛围的考虑，对于这点我同意一些论者的意见，觉得有商榷之处。作者写黑娃来郭家后似乎目标单纯而明确、直奔结局，整个描写呈现直线似的演变，基本围绕着与田小娥的关系而发展，直至最后到了田家什字村庄与小娥相会并带她离开。这个过程当中他基本是被情欲所控制，几乎没有想过他所做的是否符合宗族规矩，在没有“三媒六证”甚至没向家里大人请示一声的情况下，就把一个给别人做过小妾又因越轨而被休掉的女人娶回家，这在视婚姻为大事、讲究父母做主的传统文化环境里确实是有些不可思议。但就黑娃的性格而言，另类之人行另类之事也符合逻辑，他或许觉得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与别人何干？他不愿听从父亲的劝告在白家干活，就已经显现出他不会按正常的轨道行驶的执拗与特异，这正是作者所塑造的这个人物的特点。假如黑娃跟小娥是早就认识，比如青梅竹马或是其他原因互生情愫，而后小娥被郭举人强娶为妾，黑娃心中放不下而混入郭家打工，那样也许在情节上或外人眼里会显得不那么不可思议，但又会陷入一个比较传统和老套的剧情，而且也不符合黑娃初入社会既嫩又愣的特征。反观小说中另一个反叛人物鹿兆鹏，他也抵制旧式婚姻，并且坚持得也很彻底，但鹿子霖的三记耳光，多少还维持了这有名无实的婚姻的虚假外表，让传统的宗族制度走了一个过场，而更看重传统规矩的鹿三在黑娃的“成家”过程中则完全只是一个局外之人，却同时要面对宗族里的各种非议，当他从渭北了解到真相回来时，“脸色如灰、眼睛充血”的表现一点也不奇怪，而黑娃则是不听劝告地一意孤行。黑娃和兆鹏，一个是出自本能地违背祖先规矩，一个则是自觉地反抗封建包办。由于前者完完全全地置宗族规矩于不顾，而后者多少还维持了一点旧式婚姻的场面，因此如果说兆鹏的行为不过是给鹿子霖在村人（尤其是冷先生）面前造成了一些尴尬，而黑娃的行为则使鹿三极度郁闷和愤怒，这种情绪在白嘉轩倡导《乡约》精神的氛围中日积月累且又无法释解，最终导致采取极端的行动——亲手杀死了小娥，而一旦杀害一个鲜活的生命，却又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直至几乎崩溃。因此最后阶段的鹿三总是处在一种精神恍惚之中，他杀了儿媳，也几乎窒息了自己，这其实是小说中最具有悲剧感的一个人物。相反，无论白嘉轩还是鹿子霖就承受的各种不同压力而言，都不弱于鹿三，但似乎都没有被自己压垮，总有各种不一样的应对之策，这就是性格的差异，或说是作者一再提及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
●上面是从黑娃的角度来看他和田小娥的偷情的，如果从田小娥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件事她才应该是起主要作用的。正是她主动向黑娃的示意和引逗，造成后者的无法抵御及至随后的一切。从田小娥的遭遇来说，她勾引黑娃，渴望情感与性欲的满足，其中既有值得人们同情的一面，作者也是基于为这些社会底层的女子表达不平的愿望才书写了她们这种不合常规的反抗。这样处境下的女人为寻求属于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无论做出什么事，其中都有合理的成分；但同时也意味着无论要做什么事，都由不得自己，一旦做了，结局必定不妙。田小娥反抗命运，这本值得同情，但她选择的路径是任由本能地肆意喷发，这种喷发又正好与黑娃的饥渴相遇，尽管他们不管不顾，但身处郭举人的庄院，这一切又如何能得以维持？田小娥被休回家，这在当时对于女人来说是极其严厉的惩罚，无异于终身被贴上“不轨者”的标签；黑娃侥幸逃过郭举人家人的黑手。他们回到白鹿村，料不到白嘉轩的宗族秩序根本无法见容这样的结合，二人只得在村头的破窑居住，成为一个身份和位置都游离于村内外的边缘住户。故事到此，我仍认为，二人的所作所为还是有着一定的引人同情的成分。白嘉轩和鹿三不承认他们的结合自有他们的理由，黑娃、田小娥不在乎这种不承认也有一种勇气和自在。但小说后面的描写似乎与此前我们所产生的同情心理矛盾起来，无论是田小娥与鹿子霖、白孝文之间发生的事，还是黑娃最后回归祠堂并在温柔贤惠的新妻子怀里体验到“妈”的温暖，整个情感指向几乎都将此前的一切翻转过来，田小娥被定格在一个几乎完全“负面”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暴露出作者在面对和处理这个人物时心里的矛盾和复杂，这一点许多评论者都有同感并在文章中指出。
●在《白鹿原》写作之前，陈忠实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舔碗》和《窝囊》。《舔碗》情节与本章黑娃在黄老五家打工时被要求舔碗差不多，《窝囊》的情节则整体作为白灵在自己的队伍里被当作特务活埋的原材料。这说明《白鹿原》的创作是有着充分的生活和创作积累的。还有前期创作的其他许多作品，虽然不像这两个短篇这样比较完整地移入，但也为《白鹿原》的创作起着准备的作用，像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就与《白鹿原》创作念头的萌发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前者为后者从关注乡村政治的角度转入关注乡村文化的角度做了初步的尝试，这在作者的自述和研究者的评论中都有论及，这二者之间的创作关联还有许多值得深入和展开的空间。创作上的积累不光是生活体验和创作素材方面的，还包括写作手法方面，像《舔碗》和《窝囊》就有主叙述而少描写的尝试，这在作者之前创作的小说中比较少见，这种以叙述为主的写法成为《白鹿原》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