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兆鹏联系黑娃，组织策划了保安团的起义。白孝文打死了态度略显不爽快的保安团长。随后白孝文夺得起义的首倡之功，成为县长。而副县长黑娃却被逮捕，他的申诉无效，被处以死刑。白嘉轩一直企图救下黑娃但遭白孝文拒绝，他在处决黑娃的枪声里得了“气血蒙目”。小说最后白嘉轩看见精神失常的鹿子霖，说出了为当年设计换地而为之道歉的话。
●鹿兆鹏策划的保安团起义十分顺利，顺利得仿佛那些官长早就在等着这个时候，这对黑娃来说，也确实如此。但其中顺利的第二个原因，即白孝文的“反水”却是内含蹊跷的。首先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与效命的政权的决裂；其次他根本不给本也可以争取至少不会抵抗的团长考虑的时间，极不耐烦地开枪打死这个既重用他又曾是结拜兄弟的上司，这个团长临死前“仰起头来紧紧盯着白孝文”时，似乎真正彻底了解了白孝文的为人，连鹿兆鹏都会感到他心里那种“扒皮撕裂”的景象。遗憾的是，团长没来得及把这种了解告诉任何人就带着他的“扒皮撕裂”的感觉死了；鹿兆鹏虽然想过白孝文“有无必要迎面放这一枪”，却也是一闪而过，又不知去向地忙别的事去了；另一位营长焦振国心里抹不掉对白孝文开这一枪的恐惧，早早回到了老家乡下。这样，知道内情的人就只剩下黑娃一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与上述情节有着逻辑上的必然，即白孝文不仅抢夺了首倡起义的功劳，而且不择手段地置黑娃于死地。他置黑娃于死地，一是为自己此后往上爬剪除对手，因为黑娃的历史和在起义中的作用都胜过他，二是消除隐患，因为黑娃对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在此过程中，黑娃不像白孝文存着害人之心，这无可非议，但他同时也没有防人之心，尤其是在和白孝文这样的人共事的时候并且从事的还是政治，他不仅没有比被他视为心胸狭隘的焦振国更有远见，而且似乎把从朱先生身上学到的“好人”原则用到了一个已完全不相同的新的环境，黑娃此时处身新的政治语境，他基本上未从朱先生的精神世界里走出。不说朱先生本人始终觉得自己根本就无法从政，更不用说政治环境上的巨大变化。当我们读到一生坎坷的黑娃在白孝文的主持下被政府处以死刑时，不禁感叹历史的阴差阳错及人的命运的扑朔迷离。其实正是黑娃的结局，才更明确地表明朱先生时代的结束和传统“好人”文化的式微。如果从微观角度来分析，也许鹿兆鹏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没有将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包括起义的具体经过以及脑子里闪过的白孝文“有无必要迎面放这一枪”等都详细地告诉后来接手的人，按照常规，他是应当有一个这方面的总结报告提供给当地成立的新的组织。他之前曾提醒过黑娃要小心白孝文这个“乡党”，可为什么在白孝文开过这一枪以后不仅自己没有同时对黑娃也没有再次提醒呢？假如他在上述任一方面再细心一点、周密一点，黑娃的冤屈或许不会发生，而白孝文的投机和对黑娃的陷害也不会那么轻易得逞。小说里，黑娃在牢房里对妻子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可见黑娃此时的心愿与鹿兆鹏实际的情形有着极大的反差，这让我们对黑娃“几乎是一生服膺鹿兆鹏”感到很感慨。当然，鹿兆鹏的失误也并非有意，他忙于战事，连起义的正式仪式都来不及参加，或许他没有想到后来居然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值得我们思考的正是这些地方，一些想不到的悲剧总是这样那样不以人的意志而发生，邪恶总是会无孔不入地钻进每一个可以置身的环境，然后在其中滋生、发酵，最后祸害了那些健康的细胞。鹿兆鹏作为一个成熟的老革命者，实不应该对几乎一生都信任他并跟着他的黑娃犯下如此的过错，尽管他绝非是有意。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分析鹿兆鹏的形象。另一个能为黑娃做正面证人的人就是韩裁缝，他不仅部分见证了黑娃与鹿兆鹏的交往，而且至少在处死陈舍娃这一问题上他也算是当事人。凭韩裁缝在当时已是秦岭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他若为黑娃做证应当有不小的分量。然而韩裁缝在这关键的时候居然也消失了，这不知是巧合还是作者的有意安排。韩裁缝其实在小说里有过几次出现，时间跨度也挺大，读者知道他一开始就和鹿兆鹏一起从事农运活动，直到作为游击大队政委迎来全国的胜利。可惜对韩裁缝的描写太缺乏性格的深度，更多的只是满足情节的需要而出现，也可能是作者到底对这一类人物不熟悉和不了解所致。
黑娃的人生命运真是起伏而又跌宕，给读者的审美体验也特别新鲜和独特。他既不是像朱先生和白嘉轩这样从小说开始性格就基本定型的人物，也不同于以往革命小说中那些“单向成长”的人物，他的深刻复杂也超出了鹿兆鹏、白灵这种基本稳定而又缺少深度的人物。他的遭遇和命运还原了人性与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当中极其复杂的形态，揭示了其中丰富多元的内在纠结，在整个小说的年轻一代中，他和白孝文无疑都是刻画得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度的人物。
●岳维山的结局也是值得一提，他一生反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即是他的末日，这也在情理之中。他最后并不是输于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正面交手当中，而是被他经营多年、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保安团士兵“背缚着双臂”押到鹿兆鹏面前。此前一刻，他应该还是保安团的绝对领导，但转眼就成了敌人和俘虏，政治动荡时代政治人物的命运常常是这样出人意料。
●白孝文在最后的抢夺起义功劳和取得新政权的信任上进行得顺风顺水，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对黑娃的陷害，小说没有正面从他的角度去表现他的构想和心思，都是从旁的角度简单提及，这就让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悬疑而且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态度将悬疑埋伏在文本之中。白孝文对新的政权和新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态度？他真的在信念上接受新的价值观念了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政客的投机？他又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实现自己的转身并进展得如此顺利？这些问题应当说都涉及当时人们对当时政治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判断和思考，应当说这些是很难由作者来进行正面描述的。很多读者大概不会相信他是真的转变，而更倾向于认为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者。但为什么他的投机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如愿以偿？他曾经的族长、营长经历为他积累的政治经验与他在新的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尽管白嘉轩把他的这个县长之位多少还有归于“白鹿精灵”的想法，但读者似乎更多倾向于认为是白孝文的投机狡诈所致，不然，倒是对白鹿精灵的一种亵渎和颠覆。换句话说，白孝文最后的命运故事已经不属于白嘉轩那个传统的范畴，而应当归于一个新的话语世界。这个旧范畴与新世界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意义关联？一个因堕落而被废去族长资格的人竟然之后还会在新的环境里如鱼得水，这个结局虽然让人意外，但又具备生活的可能性，正是这些问题和由这些问题引发的更多的问题都将会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
●白嘉轩在处决黑娃的枪声中得了“气血蒙目”，他弄不懂为什么黑娃学好了还容不得他，也弄不懂为何容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他要为黑娃担保，得到的是当县长的儿子这样的回答：“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该判的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你说的是哪朝哪代的老话呀！”也许在这些不懂当中，白嘉轩最不懂的应该是他的这个儿子，这实际才是问题的关键！他并不知道黑娃的结局与白孝文有着脱不了的直接干系，仅仅把话问到了“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事来吗”的地步，而白孝文的上述回答得无耻而虚伪。仅此，也足以让白嘉轩这个给他以及整个家族带来荣耀的儿子真正让他这个信守老话的人“气血蒙目”，白孝文与黑娃的不同结局从正反两面宣告了白嘉轩时代的结束，他自知他的眼睛的好与坏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无论他看错看对都已经不起作用，所以他才对为他施了手术的冷先生说：“你当初就该让他破了去！”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结局预示着即将开始的新时代中，许多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人性的善与恶、真与伪会依然存在，并且对人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白嘉轩的上述问话是整篇小说中唯一的面对白孝文等人即将开始的新的历史含有评价意义的话，其中分量绝不一般。费秉勋先生在评论白嘉轩时写道：“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悲剧性。”[1]这个悲剧性，已经不限于白嘉轩这个人物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而是涉及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更大的范围。虽然在上面诸多论述白嘉轩的文字中，我们也曾指出他人格局限的一面，但历史地评价一个人不可能抱着“完人”的标准，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意义而言，白嘉轩身上确实体现了我们今天该当重新认识的某些特质和精髓，这个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尚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留给我们太多启示和思考，其中自然也包括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实际已处于一种失语的境地。企图救回黑娃的性命可以说是白嘉轩站在传统家族和宗族立场上所尽力做的最后一件事，但他不知道他所求的这个人虽然是他的儿子，但白孝文此时的身份已不是作为他的继任者的族长，而是更类似为了出人头地而不顾一切的鹿子霖的精神后代。作为一种宗族内部的“离心力量”，从鹿子霖到白孝文，算是把白嘉轩的家族意识形态彻底地解构了。有意味的是主持对田福贤、岳维山的正法并将鹿子霖吓疯的正是白孝文，倘若当初不是田福贤和鹿子霖的举荐，白孝文又如何有今天？很难想象这个场合白孝文面对田福贤和鹿子霖时是一种什么表情和神态，不过对于这种人来说，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呢？
●白嘉轩的“气血蒙目”虽然严重，但在冷先生的果断处理下只坏了一只眼睛；而鹿子霖的精神崩溃却让冷先生无能为力，他的有灵性的生命已经结束。这让白嘉轩能够清醒地面对没有一丝生命灵性的他道出内心最难的歉意：“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给你还债补心。”白嘉轩说的这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小说开头的换地，白嘉轩为什么要道歉？这里面包含的意思十分丰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一是这种结果本来应当是属于鹿家的，换了风水宝地也就把两家的结果互换了。二是或许正是换地的后果造成鹿子霖今天这样的局面。三是他在参加公审黑娃等人的大会时，“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座的儿子白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景象”，而眼下看着鹿子霖这精神失常的模样，他又一次“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的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综合上述，可以看出白鹿—宝地—儿子—县长这根思绪链条在他心里渐渐明晰，而这对他来说，感受到的并非是单纯的欣喜，而是十分复杂的情感。其一，这绝非他当时所为的初衷，当初他祈求宝地荫育的主要是护佑他当好族长，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有子嗣、家业等等，但绝不包括冒出一个县长来。其二，黑娃跟孝文一共搭事起义，黑娃如今丢了性命，儿子孝文却做了县长，其中的原因他弄不通，因此他心里多少有点惴惴，这也是他始终保持低调的原因。正是这些结果，让他对自己一直感到欣慰的发现宝物——设计换地一事产生了不说是动摇至少也是有些茫然的心绪，进而对人生的祸与福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更深一层的理解。“气血蒙目”之后的白嘉轩肯定已不是之前的白嘉轩，他给鹿子霖道歉，并且表示来生再给鹿子霖还债补心，预示着他已经或正在静下心来重新思考自己所做过的一切，这个结尾意味深长。读者不禁要问，假如真有来生，白嘉轩该如何给鹿子霖还债补心？如果他还当族长，他会另外选择一套做人和行事的原则吗？他对此生的所作所为是满意还是觉得有亏？而换地产生的愧疚仅仅是单纯的就事论事，还是涉及他整个的人生追求和目标？假如由此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不会让白嘉轩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类型？这个一生为自己的原则和信念执着不渝、百折不挠的人为什么在自己的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让人产生如此多的疑问？这些产生于小说最后的疑问无异于让读者回过头来重新将小说的全部内容再思考一遍，以至一时根本无法形成明确的结论，读完整个小说根本就不是一种结束，而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有论者指出：“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认为，创作有‘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两种，‘可读的’指封闭自足的文本，满足短期的阅读性消费，而‘可写的’则指那些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艺术佳构，它召唤着读者和研究者不断进入‘重读’，并完成思想艺术的再生产、再创造。如果我们以‘可写性’亦即‘可重读性’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有经典价值，那么《白鹿原》迄今为止的阅读史，或许只是一个开端，换句话说，由读者参与创造的《白鹿原》，还远远没有完成。”[2]上述围绕白嘉轩的那些疑问就充分体现了《白鹿原》作为一部“可写的文本”的开放性，它将白嘉轩及其白嘉轩时代产生的问题捕捉挖掘出来，留给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人们来参与思考，而随着参与思考的人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其结论也必将是各自不同，但毋庸置疑，这些问题确实能成为直至今天每一个阅读者切身的现实的问题，而绝非仅仅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知识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通过这些问题，将白鹿原和白嘉轩的历史变成了“当代史”，将宗族社会、乡村治理、文化传承和价值选择与读者的当下生活联系起来，并且进入了当下仍在进行当中的有关乡村、文化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这充分体现了《白鹿原》这部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丁帆先生在小说发表二十多年后，主动纠正自己当年对小说思想艺术价值的忽略，认为“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一定是要在共和国文学史上立专章来评析的，因为它的分量远远超越了当代许许多多的作家作品，成了二十世纪末长篇小说的一座里程碑”，他郑重提出“重估《白鹿原》的史诗性，应该成为当代文学史，也是百年文学史的一件重要的学术元素问题”[3]。这既是属于《白鹿原》应有的荣誉，也说明它作为一部“开放的文本”，其自身的价值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不断地被发现和释放出来的。“立专章评析”“二十世纪末长篇小说的里程碑”“重估《白鹿原》的史诗性”等等赞语，体现了丁帆先生对《白鹿原》的新的评价，只要我们重新翻读一下他与许志英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4]一书中对《白鹿原》的评价，不难发现他现在这些认识的针对性。丁帆先生的认识是在他多年以后重读《白鹿原》而得到的，也有评论家在一开始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作品及其人物所具有的艺术魅力，雷达先生就曾指出：“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至写出这个悲剧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5]不仅白嘉轩的悲剧，作者未必能清醒地解释，他的复杂、他最后面对鹿子霖的道歉，还有上面提到的白孝文的最后的表现和命运，作者也许都未必能清醒地解释，但他竟然都鬼使神差地写出来了，对此很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用李建军先生的话来说，陈忠实创作出小说《白鹿原》是“创造了奇迹”[6]。郜元宝先生也有一段评价值得我们注意，他说：“尤可称道者，全书结构首尾贯通，至于卷末而笔力不减。中国名著‘莫不有始，鲜克有终’，有之，当自《白鹿原》始。”[7]虽然整部小说在白嘉轩向鹿子霖的道歉中结束，但回顾全书，可以发现有诸多情节指向后来的时间。比如白嘉轩因听了姐夫的话而在土改中免于被划成地主；白灵的亲生儿子鹿鸣在农村合作化时认识了白嘉轩，并把他作为顽固落后人物写进他反映当时集体化道路的小说，鹿鸣直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弄清白灵居然是他的母亲；还有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学生扒开朱先生的墓穴，惊讶地发现断砖上的刻字，这些跨时间的指向，使小说的故事和意义呈现出并未真正结束的开放态势，让人深感在时间之上传统文化的内在绵延，其中千丝万缕的瓜葛或许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注释：
[1]费秉勋：《论白嘉轩》，《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2]周燕芬：《〈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1期。
[3]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当代文学史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4]丁帆、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6]李建军：《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以陈忠实为例进行考察》，《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7]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