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本章故事梗概：一场瘟疫降临在白鹿原，鹿三妻子和仙草也先后染病而死去，她们死前都梦到田小娥怨怒地哭诉。接着鹿三被田小娥魂灵附体，道出被杀的真相。族人在鹿子霖鼓动下，要白嘉轩为田小娥修庙以平息瘟疫，白嘉轩顶住压力，在朱先生的支持下，决意造塔把田小娥的阴魂镇住。
●《白鹿原》开篇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被普遍认为是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作者创作的影响，我们在作者所著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可以得到确证。这种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创作将幻象与现实、神话与现实水乳交融，大胆借鉴象征、寓意、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各种表现技巧、手法，以鲜明独异的地域色彩为特征。魔幻现实主义用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张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把神奇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使现实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一种现代神话，既有离奇幻想的意境，又有现实主义的情节和场面，人鬼难分，幻觉和现实相混，从而创造出一种魔幻和现实融为一体、魔幻而不失其真实的独特风格。从本质上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魔幻，而是现实。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读本章白鹿原上突如其来发生的瘟疫，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瘟疫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而蔓延的传染病，而像冷先生说的“这不是病，是一股邪气，是一场劫数。药方子只能治病，可不能驱邪”并没有科学上的依据，也可能是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种传染病还无法认识和对付的原因，所以人们将它视为邪气，并把它与人为的因素联系起来，小说里也正是这样来处理的。不论是小娥托身鹿三来为自己鸣冤，还是她的魂灵在她死后在白鹿原招来一场瘟疫，都可以算是整个小说中最突出的一个魔幻表现了。当然她托身鹿三说出被杀真相并直接与白嘉轩叫板，也有鹿三因为沉重的心理压力而导致精神恍惚的可能，这属于鹿三的意识分裂，但小说中已经写到当鹿三向黑娃道出是他杀了小娥之后，之前萦绕心间的忧郁得以解脱。因此，这里的托身鹿三与招来瘟疫应当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部分，即都是作者通过魔幻的手法，来表现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现实，即田小娥这个弱女子被宗法礼教所吞噬的冤与愤，这种表现手法同时多少也糅合了当地民间某些传统说法，因而是一种引进的魔幻写法与土生土长的观念的结合。在染上瘟疫的人中，第一个就是鹿三的妻子和白嘉轩的妻子，他们都在临死前仿佛见到小娥被害的样子，而且是在她们面前道出真相、表达控诉。面对瘟疫，白鹿原上的各色人等做出的无奈、恐惧、迷茫直到最后白嘉轩的力抗都展示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作者在阅读地方史志所产生的为无辜妇女遭受冤屈而怒发的不平声音，结合着白嘉轩维持纲纪不惜触犯众怒、大义凛然的举动，这也使情节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的冲突。正如周燕芬所论到的： “一部《白鹿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留给读者的是新旧文化惨烈撞击后的一片狼藉。《白鹿原》创作的发生得益于时代变革的机缘，也必然难以逃避文化价值分裂的历史宿命。”[1]丁帆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整部作品来看，作家是在两种价值观念的相互纠缠和相互排斥的混战中行进着的。一方面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向往，另一方面却是对封建的乡绅文化的深刻依赖，这构成了陈忠实在两种价值观中的彷徨与徘徊，以致使得小说更有了一种价值的“漂移”状态[2]。在前面第十三章的论述中，我们也引用过雷达先生意思相近的话，针对的也是这种小说价值“漂移”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何西来先生曾作过论述，他说：“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3]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之前的作品，虽然有生活积累，但大多是跟进潮流而缺乏独立的反思品格，其立意就比较单一和外露，而《白鹿原》创作上的突破正是体现在这一方面的改变（《蓝袍先生》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的过渡）。这个当中，与陈忠实创作同时的一些作家作品和当时介绍进来的国外文学作品对他起到了启发和警示的作用。国外的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的影响在本书第一章我们就已经提到。国内作家的创作，作者自己特别提到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4]。特别是后者，与《白鹿原》一样，同为家族小说，同为乡村社会题材，叙述的历史时间也部分相近，陈忠实甚至一度有过将小说取名叫《古原》的念头[5]。张炜的《古船》虽然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暴虐的鞭挞，这些方面在《白鹿原》中表现得并不突出，但《古船》对旧有家族叙事的突破，尤其是以《红旗谱》为代表的将家族冲突与政治集团的交锋相重合、把家族仇恨与阶级对立相联结的叙述模式的改变，却对陈忠实从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家族小说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吴培显先生在论文《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从〈红旗谱〉〈古船〉〈白鹿原〉看当代“家族小说”的演进及得失》[6]中，曾具体分析过其中的演变，从这种演变当中，可以看出《古船》作为家族小说对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思想和艺术上的影响；而王晓明先生主持的一次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参加的“漫谈”也充分肯定了《古船》的创作对于陈忠实的《白鹿原》写作具有“开创道路”的意义。王晓明认为：“倘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上，《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触目地标示出一条新的道路，我对这两部作品读得越仔细就越清楚地感觉到，这条道路的起点，正设在《古船》当中。……可以这么说，它的重心不再是人物，而是历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不再是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这就是我所说的新道路，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古船》以后的许多小说中，而《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则构成了它的两块最醒目的路标。”[7]
●白嘉轩在听了冷先生关于众人染病的说法以后，也倾向于相信这不是简单的病，而是邪气引起的瘟疫，于是安排起家人离开躲避。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老母亲居然不愿到书院去，并且说“我跟那个书呆子没缘儿，我不去”，理由是烦朱先生，这是小说里唯一的一处表现白鹿原人对朱先生不敬的文字，虽然她自己也不清楚烦的原因。二是白孝武想顶替父亲留下来守家，白嘉轩却说“你守不住，你走”。这说明白嘉轩预感到此事并非一家一户各自应对那么简单，作为族长，他似乎还有更多更大的责任，这就为后面塑庙或造塔之争留下了伏笔，倘若留下来守家的是孝武，那么在鹿子霖下的套子和众人的群情推波下，他乱了方寸的可能性极大，而在白嘉轩不在场的情况下，一些后果就几乎无法挽回，这里充分体现了白嘉轩作为老族长的角色意识和判事眼光。三是仙草最终没有离开白嘉轩并在接下来也染上了瘟疫，成为白家唯一的一个死者，这对白嘉轩打击很大，也体现了这场瘟疫对白家的侵害，从而让白嘉轩在后来的塑庙与修塔之争中不是一个自家没有死人的“局外之人”。
●仙草与鹿三妻子一样都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世的。鹿三的妻子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对鹿三说的“你咋狠心下手杀咱娃媳妇”，这或许会成为鹿三活在世上最大的心理负担。而仙草死前只想见见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儿子和女儿，但这个心愿也被白嘉轩掐灭了。仙草一生唯白嘉轩是从，她几乎不对白嘉轩的任何主张有过异议，在白家尽心尽责，即便最后染上瘟疫，也还欣慰地觉得“我说我先走了好。我走了就替下你（指白嘉轩）了”。可以说是贤惠之至，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毕竟还有自己的情感，尤其是儿女之心却不可能像表面对白嘉轩的服从一样说有就有、说没就没，这个一生勤劳、温厚的善良女性的临死遗憾其实也是对传统宗法社会男性权力至高无上的质疑和控诉，也就是说，她的这个最基本、最属于自己的人伦权利其实也掌握在白嘉轩的手中。但从宗法社会的礼义来讲，白嘉轩又实在无法让步，他是个性格完整统一的人，他知道这一步一旦退让，必将前功尽弃，以致后来众人要他为田小娥修庙也难以抵挡。我们可以说白嘉轩实在太不近人情，但这里已经不是人情的问题，而是他信守并践行的文化理念所致，只能说传统文化秩序与人之常情之间一直存在着裂缝和矛盾的。
鹿三妻子和仙草临死前都说见到小娥被刺死时的情形，但二人的态度泾渭有别，鹿三妻子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仙草则是依然使用着“不想见的”“烂脏媳妇”这些充满否定的词语，这种差别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不同。从小娥最终是自己儿子黑娃的媳妇这一点来说，鹿三妻子无论如何对她都会有一份牵挂，并对小娥的死露出了痛心，更何况是在即将离世的时候，也许她还人生第一次对鹿三的行为发出了埋怨；而对仙草来说，更牵挂的是自己的“马驹和灵灵”，这倒也合乎情理，但她对小娥依然充满了不屑，这多少让人感觉到一丝冷酷。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仙草临死，面对已死的小娥却态度如一，这倒是将其描写得倾于“一贯”，尽管因为白嘉轩的原因她临终时无法见到自己的骨肉，但她依然与白嘉轩保持着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鹿三妻子和仙草相继死后，在白嘉轩和鹿三心里也是造成很大冲击的，二人的相互激励恰恰印证了内心的失落。之后鹿三突然变成田小娥的模样在白嘉轩面前的发难，一层意义自然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作者用魔幻的手法表现小娥的诉冤，另一层意义则也可以看作是白嘉轩本人的一场内心冲突，变身小娥的鹿三所说的所做的可以视为白嘉轩内心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怀疑和担心的层面，再意志坚定和内心强大的人，心理世界也不会是铁板一块，尽管最后的决定可能显得很坚决而果断，但前前后后仍然会有程度不同的反向干扰。白嘉轩与变身小娥的鹿三的对决，我们就不妨视作是白嘉轩内心对决抗衡的“公演”，经过这个过程，白嘉轩对自己坚持的主导倾向是更加坚定和义无反顾，这就使接下来的拒绝塑庙而执意造塔的行为顺理成章，因为在面对公开的塑庙主张之前，他已经“关门闭户在屋里待了一天一夜，一个惩治恶鬼的举措构思完成”。
●围绕为田小娥是修庙还是造塔，也就是将这个女人视为神还是当作鬼的分歧再一次将白嘉轩推上了风口浪尖，也可以说是小说中塑造白嘉轩这个宗法文化的维护者形象的最后一个最大事件。此事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关涉对田小娥的态度，而且是面对不断地死人，且众人都认定这灾祸是由田小娥引来的众议。许多本不关心田小娥但关心死亡威胁的人在此紧急和危难之际，也难免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只要认为是能救命的稻草也会抓住不放。更值得注意的是鹿子霖瞅准了这是一个逼迫白嘉轩让步的时机而不断地从中挑唆和使力，他根本无意去关心瘟疫的威胁本身，而是努力将村民的情绪引向“怨恨杀死小娥的鹿三以及秉承主家旨意的白嘉轩”。他拉上村里的五名老者和冷先生，几乎是将内心企图和盘托出地表示就是要白嘉轩出面承办为田小娥修庙，从“看他给不给面子”这充满火药味的话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要赢下这一回合。他还怂恿经验不足的白孝武： “娃娃，你这回领着原上人把庙修起来，你日后当族长就没说的了。”从这居高临下的“娃娃”称呼中，分明隐含着希望孝武主动跳坑的诡诈，这所谓的“当族长就没说的了”，其实是一开始就会在鹿子霖面前矮掉半截，首先在鹿子霖眼里就谈不上没说的了。此时此刻的白嘉轩面临的挑战确实严峻，小说也将读者带进了十分吸引的情节。设想假如白嘉轩答应了这个要求，那他当初拒绝田小娥进祠堂、惩罚田小娥的一系列行为都会被人重新提起并成为事关自己的笑柄，而他一生践行的《乡约》精神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而且还有一个鹿三杀死小娥的正当性问题也会随之被提出，这庙一旦修成，就会让鹿三在原上无容身之地，这一切都会给鹿子霖变成嘲笑他的污点，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后果他看得很清楚，正如他在祠堂里所说的：“我只能按族规和《乡约》办事，族规和《乡约》哪一条哪一款说了要给女人塑像修庙？”这就从宗族的基本原则的角度给自己确立了制高点，话语虽然简单，却一方面可以回应普通村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提醒那个“乡约”鹿子霖背后十分起劲的徒劳。不能不说白嘉轩作为一位宗族领袖能在如此时刻力排众议、临危不乱且敢于担当 ，的确显示了他不凡的政治头脑和坚强的心理意志，而且在当时的村民对鬼神的认知水平下，这样做的利害后果还属于未知。白嘉轩本人也就做过请法师驱鬼的事情，因此他的行为尤为难得。虽然他的想法离不开姐夫朱先生的支持和完善，但最基本的还是立足于他自己的态度。鹿子霖之所以告诉孝武“跳过嘉轩哥这一关总不好嘛！顶好的办法还是由嘉轩哥执头儿，由他承办才名正言顺”，其用意昭然若揭。正是想透了这前前后后的所有关节，白嘉轩才做出了令“剧情反转”的决定，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这种强烈主体意识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他“卡里斯玛”型的人格和意志。接下来他对白孝武说出的也恰是与鹿子霖截然相反的结论：“你能把塔造成功，你日后才能当好族长。”此一回合，鹿子霖显然又输了，白鹿原上矗立的这座塔此后多少会成为他的一块心病，与他原先期待出现的庙恰成对比。从白孝文的半途而废，到白孝武的关键时刻动摇，可见当好一个族长要面临的考验如何严峻，这也更加显出白嘉轩的难能可贵，用小说中屡屡出现的“最好的先生”“最好的长工”的说法，白嘉轩亦堪称是宗法文化里“最称职”的族长了。从白嘉轩的处变不惊和力挽狂澜而言，显示出的是一种超常的领袖素质和能力。他对“瘟疫死人死得人心惶惶，大家乱烧香磕头我能想开”，但要他低头让步绝不可能，重要的是不让步之外还有自己完全相反的方案，那就是不修庙而是造塔，把原来的退守改为进攻，由面临失分变成主动得分，这不能不说充满了坚定的意志和令人叹服的政治智慧，那座竖立在白鹿原上的六棱砖塔也就成为这种意志和智慧的文化遗存。有许多文章提到白嘉轩造塔的情节，都认为这体现了他对小娥这样违背礼教的女子的残忍，显出了他平日满嘴“仁义”的虚伪，这是脱离了整个小说文本和白嘉轩的整体性格来孤立地就事论事，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事件涉及的前后关系决定了白嘉轩只能这么做，他如此强硬正如他在其他方面的“仁义”一样是出自同一种信念和原则，或者换句话说，这也正是他的“仁义”观念的另一面，这二者不仅不矛盾，反而是一种深层次的一致。就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说，白嘉轩性格的坚定和强大对于读者是具有明显的心理震撼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白嘉轩在以往的革命文学文本中，更多的是体现出顽固和保守的一面，总体上大都属于负面性的形象，因此作者往往也难以同时表现出其身上的优点和长处，倒是更多的同时具有狭隘、固执甚至阴鸷等特点。在经历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寻根和反思之后，读者才对此产生了多元和复杂的认识，甚至还有了文化的审美期待，陈忠实的创作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至于他笔下的朱先生、白嘉轩做得如何，他们身上的精神到底体现得怎样，读者也许会见仁见智，但至少是有相当的读者能共鸣的。畅广元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道：“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给读者关于人类存在的真谛的启示主要是：人应该自主、能动地生存，为使这种生存有意义，人必须认真地建设自己、提升自己；这种建设和提升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修养，这样才能获得巨大的持久的人格力量。正因为白嘉轩这个艺术典型能够给读者以关于人类生存真谛的深刻启示，《白鹿原》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将自身在现实中所产生的关于生存的基本焦虑，在与白嘉轩的生存焦虑的对比分析中，有所反思，有所选择，进而或丰富其人生经验，提高其精神境界，强化其生存意义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或猛然惊醒，觉今是而昨非，愤然重构自己的理想人生。”[8]这话虽然具有优秀的文学形象的共同特征，却是由白嘉轩的形象而生发。
●六棱砖塔的建立是白鹿原的宗法文化对田小娥的一个盖棺论定，塔的威严矗立也许还更象征了男性在这个世界里的主宰地位，这既是白嘉轩作为这个男性社会当家人的意志体现，也是作为宗族领袖权威的体现，但是并不代表完全的道义上的胜利。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田小娥的形象同时又充满了诸多复杂的因素，作者似乎在她身上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同情与鄙弃、可怜与可恶相互并存与纠结，忽而站在弱者小娥的立场，忽而又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宗法立场，终于使其反抗的意义显得模糊，读者也因此觉得困惑。因此，白嘉轩的立场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和读者的立场。现在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先不纠缠田小娥这个人物本身的是非评价，而是由郜元宝先生在分析这个形象时提供的其在文本中的独特意义，他指出：“田小娥和《白鹿原》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迥然不同。她恰似一面镜子，先后照见黑娃的善良与倔强，照见白嘉轩和鹿三基于儒家文化伦理偏激、愚昧与残忍，照见白孝文混合着真情的虚伪，照见鹿子霖灵魂和身体的邪恶和肮脏，照见小娥的穷秀才父亲的面子文化，甚至某种程度上也照见了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者面对这个不幸女人时经常陷入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的游移暧昧。”[9]这个自己似乎让人一言难尽的形象，倒是让读者对认识其身边相关的人物提供了难得的帮助。很显然，田小娥形象本身的复杂暧昧和一言难尽，也许正因为她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意义”，以致造成这种“文化大于人”[10]的现象。房伟先生认为，对于田小娥“作家始终不能在‘批判’和‘同情’外，找到恰如其分的整合方式”[11]，这是批评家言，对于作家来说，难度是很大的。不过还有一层含义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六棱塔下虽然压住的是田小娥，但白嘉轩面对的这个违背宗族礼法的女子，却是与她的一系列具体行为相联系的，这些行为的背后又都有着不同的男人，而每一次又都是他们在共同地实施着违背宗族礼法的行为。白嘉轩惩罚的人是田小娥，但同时也指向这些行为，那塔下压着的也有鹿子霖、白孝文甚至年轻时黑娃的部分魂灵，这才能真正达到维护礼法的作用和目的，毋宁说，这对白嘉轩来说才是最根本的。
●这一章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冷先生对鹿子霖怂恿发起的修庙倡议“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灵活的态度”，他说的“我早说过这瘟疫是一股邪气嘛！而今啥话都该搁一边，救人要紧。只要能救生灵，修庙葬尸算啥大不了的事”这话鹿子霖爱听，但出发点与冷先生并不相同，不过冷先生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此前冷先生在和白嘉轩谈论预防瘟疫的时候，已经表现出对鹿子霖的嘲笑，本来一向在白嘉轩和鹿子霖二人之间保持平衡的冷先生此时已明显更倾向于前者，因此这里说出这番能让鹿子霖爱听的话颇为耐人寻味。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他毕竟是个郎中，不可能像白嘉轩那样时时处处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意识”。再说他开的药方始终无法救回一个染病的人，这也使他更倾向于认定这是瘟疫和邪气，再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正是通过对冷先生的这个描写，小说才更加突出白嘉轩的不同凡响，突出他对付“瘟疫”“邪气”以及背后的暗流所体现的担当和勇气，这就显然比冷先生光能治病要高出一筹了。打定主意要拒绝众人之意的白嘉轩对冷先生倒并无责怪，只是要他“你既然来了就甭走，跟我到祠堂去看看热闹”，实际上就是要给冷先生开这个窍。
注释：
[1]周燕芬：《〈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西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 ——当代文学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
[3]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小说评论》，2000年第5 期。
[4]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5]李星、陈忠实：《关于〈白鹿原〉与陈忠实的对话》，《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
[6]吴培显：《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从〈红旗谱〉〈古船〉〈白鹿原〉看当代“家族小说”的演进及得失》，《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
[7]王晓明：《〈古船〉的道路——漫谈〈古船〉〈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2期。
[8]畅广元：《〈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9]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10]同上。
[11]房伟：《传统的发明与现代性焦虑——重读〈白鹿原〉》，《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