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本章故事梗概：因严重干旱，村民“伐神取水”，白嘉轩不惜自残，充当主要角色。旱情带来饥荒，白嘉轩挽留已无事可干的鹿三，却拒绝白孝文的借粮。白孝文先后将名下的田地卖光，整日与田小娥厮混在一起，饿死了媳妇，还将门房也卖给了鹿子霖。
●严重的干旱威胁着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宗族社会同样要在遭遇严酷的自然的挑战时有所反应，如何面对各种灾害是体现宗族群体力量和运行的重要方面。伐神取水、抵御干旱充分展示了村民们的希冀和白嘉轩作为族长的角色担当。这种今天看来不免有些无知和迷信的行为却是经年相传的法宝，参与者的虔诚和信赖无可怀疑，我们当然不必过多地去质疑它是如何缺乏科学依据，而可以当作一场民间捍卫生存的文化正剧。连着三个小伙相继从桌上跌翻下去，鹿子霖虽比他们要稍强一些，但依然是落马跌下。只有白嘉轩在进入忘我的境界后以残疾之躯完成所有剧情，从中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水平层次，相应的能力也依次有别，与当事人在宗族中的地位是对应的。这种仪式本来源于古代风俗，《吕氏春秋》中说：“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于一人。无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礳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祷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由部落首领或帝王通过罪己行为祈求上天宽恕，不再用灾害为难其属下子民，因此地位不同之人，其感动上天的作用和效果自然是不同的。我们应当看到，这里面并不只是这些人在承受考验时能力会因地位不同而分出相应等次，决定他们能耐的更重要的是行动时的意念和担当，包括对自己地位的自信和对宗族的责任，也许在民间传统的观念里，还包括上天对不同的人的不一样的垂青和眷顾。在这种仪式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双向的人神互通，即出类拔萃者显示出更大的牺牲和担当，而神灵会反过来赐予他更大的恩惠与福祉，从而也使他在众人眼里成为离神灵最近的人。白嘉轩的行为，无疑让他在村民心中更添一分分量。这种属于精神领域的活动，对参与者的精神观念有特别的要求，而无论其客观效果到底会如何，一旦将上述过程浓缩提炼出来，就会成为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舞蹈。实际上，我们许多地方流传的传统舞蹈表演节目正是由此而来的。
●干旱引发的饥馑异常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存，起先是各家各户谋划如何开源节流、度过年馑，接下来便是在“生”与“死”面前考验着人们的底线。作为尚无生死之虞的白家，饥馑当中，白嘉轩对待鹿三和儿子白孝文的不同态度再次让人感到他独特的人生哲学。鹿三是他的长工，他却奉行“年馑大心就要放大，年馑大心要小了就更遭罪了”的信条，一再挽留无事可干的鹿三，并且承诺“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弟兄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同为现代家族小说《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他曾对他的农民兄弟说，“有我朱老忠吃的，就有你吃的”。在《红旗谱》那样的文本中，只有朱老忠这样的人才能说得出这样的话，但在《白鹿原》中，身为财东的白嘉轩也能对长工说出这样的话。而白孝文是他儿子，向他借粮，他的心硬得像“滋水河里的石头”，一口回绝。在得知白孝文将要把水地卖给鹿子霖时，他又一次将拐杖抽到了白孝文的脸上。其实，这一切也可以视为白嘉轩对白孝文惩罚的继续。在白嘉轩心里，他对白孝文的彻底绝望从他与田小娥偷情事发开始就已注定，根本没有任何挽救的念头与考虑。而事实上，也许白嘉轩的这种不留余地的“赶尽杀绝”的做法，正是将白孝文一步步逼进死路的原因之一。白孝文在“硬着头皮向父亲提出借粮”的时候，似乎还有些许出现转机的可能，而到了白嘉轩的拐杖抽到他脸上的时候，这个人对于父亲和整个家族，就成了一个完全的异类了：“好啊好咧！从今往后再没有谁来管我了。”尽管白嘉轩将孙子引到了家里吃饭，已经自立门户的儿媳最终却还是饿死了，虽然她的死主要应该由白孝文负责，但多少也是白嘉轩对白孝文系列惩罚导致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白嘉轩在对白孝文绝望鄙弃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儿媳可能的命运，也没有想到他儿媳其实也是孝文堕落行为的受害者，而且从她作为妻子的角度来说，她才是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但白嘉轩在处理白孝文的事情时，不仅不听取她的意见，反而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态度。倘若白嘉轩在整个处理的过程中，能站在他儿媳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或是为她的下一步有一丁点着想，她的命运也许都不会这样凄惨。但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白嘉轩脑子里没有这个，他只想着与宗族权力和名声相关的东西。他最后虽然也主动提出要儿媳到他那边吃饭，但此时已无济于事，白孝文绝情绝义、家财荡尽，已经令她心如枯木，生不如死，加之长期饥饿，等到白嘉轩意识过来，已经为时太晚。
白孝文媳妇的结局，让我们看到那时女性命运的另一层悲惨。她们几乎都是处于被决定的地位。无论是白孝文的堕落还是白嘉轩对其堕落的处置，我们发现作为妻子和儿媳的她都只能被动承受，毫无话语权，这是由宗法社会男女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在那时，当一个家庭里的男人黑了良心要堕落下去，那么这家的女人注定将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她们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来阻止。白嘉轩曾在祠堂里惩罚过倾家荡产的烟鬼并对他们的妻儿给予资助，这种“外力”的干预却没有惠及自己的儿媳。如果说，他果断地处置孝文，为的是家族的名声和大义，因此顾不上也没想过要考虑儿媳的感受，那么之后面对孝文的破罐子破摔时则不应当丝毫不顾及和过问儿媳的处境。
●白孝文在田小娥身上一直是解开裤带不行，勒上裤带又行，最后竟然是在被惩罚之后才得心应手。小娥对此不解，白孝文却悟出原委：“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样子， 而今不要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这段话，实际上正是白孝文一生的写照。
过去“那个样子”就是白孝文一心要当族长时候的样子，前面已说过，他基本还是被白嘉轩的思想影响着，因此虽禁不住小娥的诱惑，心里的犯罪感却深深伴随，使他无法摆脱纠结。
而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在白嘉轩对他实施了一系列惩罚之后的样子。这一切的变化，体现了白孝文“性”的观念和心理随着地位、身份以及自尊的改变而相应地改变，这也是他完全从父亲白嘉轩的影响里脱轨出来的结果。
“性”在白嘉轩眼中，从来不具有独立的人本主义的意义，只不过是人实现道德责任的附属。他先后娶了七房女人，目的只有一个，从正面讲，就是生儿子，传宗接代；从反面讲，就是不能“无后”而沦为不孝。不要说纯粹的性在他看来无法接受，就是爱情他也不知所云。儿女的婚姻大事天经地义地都是由父母包办，办了以后就去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此外的一切行为都是违规悖逆。他之所以不认女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灵居然敢不接受他为她安排的婚姻。这个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父亲，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完全没有“脸面”地承受最羞辱的惩罚。如果说，被抽刷对于白孝文来说只是一次象征性的颜面受辱，那么，族长被废以及接下来的分家，则是一种实质性的被剥夺，而且被剥夺得十分彻底。这个“分家”不仅是门户、财产上的分割，更重要的是宗族意义上的区分，白孝文此后将不再是“族长”家庭的直接成员。转眼之间，白孝文已经在传统的伦权理威方面变得一无所有。正因白嘉轩惩治的彻底，使白孝文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他只有被动地接受这一切，同时也使他干脆把原来奉行的一切抛得干干净净，或者说，是把原来父亲给他的一切还给了父亲。这也说明，原来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并没有化为他自己内在的要求，只是停留在世俗实用的层面上或者说在族长继承相关的意义上被其遵守。当他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父亲的拐杖抽到脸上而说出“好啊好咧！从今往后再没有谁来管我了”的时候开始，他才真正成为他自己了，一个内在、外在反差强烈的人物，这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正如李建军先生所言：“孝文的自尊心、尊严感，已经全被破毁了。白鹿原的礼法从此对他再没有什么意义了。”[1]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礼法剥夺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他现在要变本加厉地对礼法进行报复，这个骨子里心高气傲的人用现在“这个样子”回敬一切戴着礼法眼镜看他的人，包括他的父亲。
显然，“这个样子”是一个完全堕落的样子！他白天公开地出入小娥窑洞，与小娥过起夫妻般的生活，抽大烟卖光了田地和房屋，几乎是害死了妻子，最后沦为乞丐几近饿死，连本也堕落的鹿子霖都感叹：“这个人完了！”虽然如此，“这个样子”却也给白孝文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他竟然在小娥身上“行了”，这使得两人的精神备受鼓舞。可以肯定地说，仅凭这个“行了”的喜悦，白孝文就绝不会为他失去的一切感到后悔，同时也为自己的破罐子破摔找到了慰藉，这也就是他后来在遇见鹿三时态度强硬的原因。
白孝文把他“行了”的原因归为“而今不要脸了”，心里不仅没有悔过，而且应当说还有几分得意。应当承认，此时的他长期紧张的心理得到了松弛，感性本能与理性意志的矛盾被彻底缓和，他与小娥之间已经不存在让他感觉尴尬的心理障碍，无论白孝文实际上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他毕竟已不再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的性心理疾病已经被他的道德的堕落所治愈。这实在是很深刻的揭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白孝文这个形象进行灵魂深度的思考，而且对我们反思中国传统的以“礼”为核心的儒教文化对人内心的禁锢和扭曲也不无启示。
应当说，我们的小说中描写的“那个样子”和“这个样子”以及“像个男人的样子”的文字从来就不少见，但难得的是，作者笔下的白孝文并不仅仅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样子”和“这个样子”的表象，而且令人信服地将其与人物的内心演变联系起来，表现了这一个人物灵魂深处的矛盾发展及其必然结局。而最终白孝文不无得意的“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的自我评价，不仅说明了亲历这一心理矛盾的当事人对此过程的价值认同，也为读者对白孝文的最终认识提供了依据。换句话说，此后白孝文的一切所作所为，均与他心目中的这个“男人的样子”相符合。
白孝文把“现在这个样子”说成“像个男人的样子”，那是仅仅就性功能的“行了”而言，他当然不满意此前自己作为男人而不像个男人的样子，因此他自然要继续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过去那样，现在这样，以及他心目中“男人的样子”，又绝不仅仅就性事而言，它实际上同时包括了多个方面，意味着他整个人格价值和人生观念的大翻盘，正如李建军所论述的：“作者比较重视性压抑、性苦闷、性追求、性满足对人物性格转变和命运变化的影响，注意从这个层面和角度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性。”[2]“性”让小说中的黑娃变成了男人，后来又是“性”让黑娃变成了好人，这是《白鹿原》性描写值得我们注意的深刻之处。同样，“性”对白孝文的人生发展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虽然我们不否认，白孝文的变化还有着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比如传统家族教育的陈腐和僵硬、时代演变对旧的乡村生活方式的冲击，等等，但这些都只是构成可能的条件，是一种促进和加速其变化的外在动力，并未形成与白孝文“这一个”个体直接的必然关联。因此，直接导致白孝文人生改变的因素就是与小娥的偷情。小说里写得非常明白，在小娥勾引白孝文之前，他并没有对白嘉轩为他安排的一切有任何不满，我们也相信，此时的白孝文也具备抵御一般的改变其人生信条的诱惑的能力，他甚至能做到“不摸牌九不掷骰子，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等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其实这些东西本来对他未来当族长也没有什么妨害，这至少让我们看出白孝文多少有些做作的成分，说严重点就是虚伪的表现，而越是虚伪的人越是具备抵御一般诱惑的能力，虽然仅仅是表现在外表方面。上面已经谈过，先前的白孝文完全是为白嘉轩而活着的，他的自身的生命欲求始终是被压抑的，在没有相当的刺激时，这种欲求一般不会决堤崩溃，但在“性”的诱惑面前，一切就又难说了。传统的片面性的伦理教育，因为无法真正面对人的内在世界，虽然表面上非常强势和高调，其实它的实际效果非常脆弱，受教者常常经不起别人动了“真格”的考验。小说中的鹿子霖对此就信心十足，是他唆使小娥去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把尿尿到老族长的脸上，小娥果然马到成功。
小娥的成功，在白孝文身上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上面提到的原我和超我的对立，直到被父亲发现，受到毁灭性的惩罚，终于导致了他的彻底改变，确立了他的“男人的样子”的标准，这个标准的核心就是彻底改变过去自己为别人活着的人生观念，一切都围绕着自己的身心要求。从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白孝文这种观念对其父亲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否定，也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白孝文对其父亲的人生观念的否定，并不是建立在与之相比更为进步和合理的现代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和个人本位立场之上，而是以一种极端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为基础的，它并不是以对个体的全面和科学的认识理解为前提，而是完全由狭隘的个人本能所主宰和操纵，甚至是到了不顾颜面的程度，实际上白孝文是以一种相当消极的态度对父亲进行着反抗，是一种真正的人欲横流。这样的反抗，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又是一个退步，他的结局也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他的“男人的样子”也就不具备什么积极的人格意义，倒是把他引向了彻底的无耻，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变成一个心狠手辣的政客的原因。而对田小娥来说，当她觉得自己是着实害了白孝文并进而对他产生些许歉疚之情时，读者也许还会对她留有那么一丝好感，但她紧接着和他日日相混在一起，还陪着孝文抽大烟为自己的歉疚埋单时，又不由得让人们的这一丝好感烟消云散。这个时候的田小娥完全走向自我放纵的境地，因为此时黑娃还活着，并且还时常送些银两来给她，她跟白孝文如此肆无忌惮是确实招人鄙视和憎恨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鹿三。
在对《白鹿原》的研究中，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白嘉轩、黑娃、朱先生、鹿三等人物，他们当然也有很多值得谈论的地方，但就性格的丰富、灵魂的深刻来说，他们在艺术上显然不能说都很成功，比之白孝文，更是缺少深度。如果说前者大都具有一种承载作者某种观念意图的色彩，而后者则是非常鲜明生动的“这一个”，很难用什么类型化的观念去形容；前者还只能基本停留在作品的文本当中，而后者则让我们想到生活中似曾相识的某些人。作为一部以“揭示民族的秘史”为己任的作品，这虽然还很不够，但如果没有白孝文这个人物，作者的这个愿望则更会大打折扣。再则，在小说中，白孝文前后性格表现反差如此悬殊，也为我们思考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非人性、保守性和功利性带来深刻的启示。
●整个《白鹿原》中男女的性爱情节虽然不少，但大部分都是比较激烈情况下带有某种强烈情绪的文字，而缺少男女之间从容平和的文字，读了这一章田小娥与白孝文由“复仇”走到“相依”“由恨生情”的描写，深感作者对男女性爱的另类开掘。白孝文此后无论多么阴险和虚伪，此时的他却对田小娥有着真实的依恋；而田小娥无论在整部作品中呈现出了多少副面孔，此时也依稀透出了几分母性未泯的善良，这就使这个形象在读者眼里显得异常复杂。她挑逗黑娃，主要出于对受到各种压迫（包括性欲）的反抗，即便被休遭人白眼，却也无怨无悔。与黑娃一起闹农会以及后来为报复白嘉轩而拉白孝文下水，则都可以视作为自己的命运而复仇的冲动，加上后面化身冤魂给白鹿原引来瘟疫并置杀死她的鹿三于神志错乱的境地，整个田小娥的形象，始终充满强烈的反抗精神。在《白鹿原》对传统宗法文化的全部反思中，作者通过田小娥的形象表现出的对女性受压迫者的同情和对礼教制度的否定最为激烈也最为彻底。全篇中，田小娥是唯一一个未得到族长白嘉轩原谅并与之和解的人物。白灵也是一个反抗者，也曾被白嘉轩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但她反抗的内容与意义与田小娥并不相同，况且白嘉轩最后还曾为白灵的死“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和解。唯独对田小娥，白嘉轩却是以造塔压住其魂灵结束二者之间的全部纠葛。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她死后借鹿三之口发出的控诉的描写，把读者对她的认识带入了如同当时听她诉说的村民一样复杂的境地：“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怎么着还不容俺呢？”小娥说的那些个细节，确实能说明她不是个坏心眼的女人，但对“黑娃不嫌弃我”的轻描淡写以及没有提及她对白孝文的勾引掩盖了事情的关键。她说话针对的是鹿三，但真正的听众是白嘉轩，而白嘉轩不是黑娃，他信奉的是纲纪。作者在塑造小娥的形象时，心里既有因读地方志时产生的为宗法制度压迫下的不幸妇女鸣不平的愿望，整体上又受到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复杂态度的限制，因此就使得这个形象呈现出了自身并不统一的情形，她死后化作冤魂的报复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某种创作观念而缺乏性格本身的理由，尽管这种描写在艺术上颇有吸引读者的可读性，但就人物性格而言，并不充分水到渠成。
●鹿子霖从白孝文手里买白嘉轩的门房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门房好似脸面，买走白家的门房无异于在众人面前揭了白嘉轩的脸面，这是鹿子霖觉得畅快的事，与此前设计陷害白孝文让白家出丑异曲同工，事前还为此假惺惺与白嘉轩先通气；其二是此时的白孝文已是抽鸦片上瘾，在出价时自然是三文不值二文，这在鹿子霖眼里觉得十分划算。此事给表面无所谓的白嘉轩造成了深深的心理伤害，白家内部的争执和之后两人见面时的唇枪舌剑可以证明这一点，二人内在的矛盾和较量已趋白热化和公开化。白嘉轩没有采纳家人、族人提出的直接制止鹿子霖拆房行为的建议，而是以“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能插得住刀”的冷静和克制认可了白孝文与鹿子霖之间的买卖协议，因为这种依据协议买卖田地和房产在宗法社会里也是许可和常见的，白嘉轩自己就曾与鹿子霖有过这样土地买卖的协议。如果白家不认协议并且大吵大闹，不仅理亏的是白家，而且门房被拆的不光彩反倒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议论，这正达到鹿子霖所期待的“尿到白嘉轩脸上”的目的。所以，眼见自家的门房被拆，白嘉轩虽然心潮逐浪，但表面上始终不失气定神闲，他要将鹿子霖所期待的“热闹”尽量往无事一般的方向引，让鹿子霖的尿尿到空沟里去。白嘉轩以他的内紧外松化解鹿子霖的美妙算计，一方面和孝武商量好挣回颜面、安慰祖宗神灵的方案，另一方面让心浮气躁的鹿子霖无计可施，足见此一回合，本处于不利的防守位置的白嘉轩虽不能说操了胜券，但至少没落下风。
注释：
[1]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第165页。
[2]同上，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