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兆鹏乡下媳妇鹿冷氏因长期的孤单和压抑而发疯，具体起因则是鹿子霖行为不检点，其父冷先生下猛药加速了她的死亡。白灵在根据地错误的肃反中被冤杀，死前托梦给父亲白嘉轩，白灵亲生儿子鹿鸣在其死后近半个世纪才真正了解清楚其母死亡的具体经过。
●鹿子霖媳妇发疯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受到挑逗、激起了久久压抑的欲望而最终又被掐灭和斥责所造成的刺激，但根本原因并不在此，作为冷先生的女儿，无论家教和秉性都和这样的结局似乎联系不起来，这是一个长期扭曲和压抑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从大处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家长制的包办婚姻，鹿子霖、冷先生一厢情愿地将儿女大事作为联结家庭利益的筹码，没有去考虑他们本人的意愿。不过在包办婚姻的年代，这种情况很普遍，虽然这个账主要应当记在制度的头上，但这未免过于泛泛，没有涉及这一对婚姻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当鹿兆鹏明显地表现出对包办婚姻的抵制并且事实上已经离家参加革命时，冷先生和鹿子霖为了维护他们的脸面而不能面对实际，反而继续维持这个已形同虚设的婚姻，虽然冷先生曾有过让兆鹏写一纸休书的念头，但一来并不坚决，二来还抱有回转的希望，这从他舍尽家财救兆鹏可以看出；鹿子霖屡次信誓旦旦想拉回鹿兆鹏却一无所获，正是他们的共同影响使鹿冷氏彻底失去了新生的机会和希望。从鹿兆鹏的角度来看，他投身革命，其中背弃封建婚姻本是必然结果，无意顾及鹿冷氏的命运也是自然之事；但从念及无辜者的角度，若能明明白白告知鹿冷氏，早早离开鹿家为好，也许显得更加富有人性。但问题是，即便如此，鹿子霖是否又会答应？本来他们的结合就是鹿子霖几记耳光的结果，鹿冷氏的悲剧是小说中田小娥的悲剧之外，作者对宗法社会里女性不幸命运的再一次揭示，只是她的悲剧内涵还包含了时代转换之际更多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若说田小娥的结局更多是女性主动越轨行为所导致的，那么鹿冷氏的结局则更多强调女性被动接受命运主宰的后果。
鹿子霖一向自私好色，这从他对待田小娥以及在村里有诸多相好可以看出，有此秉性的人在酒醉之后对女人做出不检点的举动并不奇怪。但鹿子霖毕竟又是一个有头脑而且在村里又有一定身份和名望的人，他尽管不像白嘉轩那样自律，但也绝非毫无约束的恶棍，酒醉之后对女人有非分之想与清醒之时的长幼之别会同时在他身上发生。如果把他照着肆无忌惮、不顾一切的路子写下去，那就落入了以往写坏人非走极端不可的老套，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复杂感受就只剩下了厌恶和鄙视，他在全书中与白嘉轩的明争暗斗的情节就失去了分量，白嘉轩拥有这样一个对手，其中的味道就淡得多，这对白嘉轩的形象及整个小说的内涵都会造成削弱。事实上，现在的鹿子霖在读者心中虽有他不堪的一面，但也还有让读者亲近和同情的一面，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这正归因于作者对他把握的度，这个度就是上面说的他最终“止住脚”。我猜想，作者写这个情节时，或许脑中又有他深受影响的柳青的《创业史》中富农姚世杰强奸素芳的情节（之前我们在谈到鹿子霖跟田小娥时曾提到过）。而作者之所以没有像柳青那样去处理，就体现了他与柳青对人物把握的不同态度。《创业史》对待人物是单一的政治角度，政治上的敌人，在道德上往往也是一败涂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是文化的角度，政治态度与道德原则、文化观念并非简单对应，鹿子霖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有着政治、道德和文化多方面的存在使命，不可能像《创业史》中的反面政治人物那么简单处理，因此作者没有采用那种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写法是有道理的。
●鹿子霖在面对儿媳突然发疯的情况时显得惶惶不安，他不在乎家人，甚至也不太在乎村人的议论，但他却不能不在乎如何面对冷先生。这种事传播很快，而且不免被添油加醋，“像打碎的瓷器一样不可收拾”，小说里用了一个词语叫“难以箍浑”，“箍浑”一词不常用，意思是“用条带物围扎周全”，估计鹿子霖是有口难辩，唯一重要的是能得到冷先生的谅解。其实此时心里最难受的莫过于冷先生，但这悲剧的源头又与自己有关，对女儿的心疼、对鹿家的失望及怨恨，也许还有对自己的过失的自责，统统在他那不动声色的表情背后折磨着他，最后他下重手开出的药方，应当是他心头的血滴落而成，但这明明又是在剥夺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了什么？颜面？名声？家风？看来鹿冷氏的死，也许能引发我们思考的东西并不比田小娥的死要少。最能理解和体味冷先生的无疑是白嘉轩，他自始至终未对此事置一词，他知道无论说什么，都是对冷先生的伤害，即便矛头对着鹿子霖，冷先生也不免会中枪。这样，在白嘉轩、鹿子霖和冷先生这个因儿女亲家组成的“三维组合”中，因儿女的缘故其间的关系已发生重大的变化。白孝武顶替白孝文成了族长，冷先生自然也沾上荣光；而嫁入鹿家的女儿却是如此结局，其情形恰成两极，本来一直企图在白家和鹿家之间不偏不倚、保持平衡的冷先生最终是“这人（指鹿子霖）早都从我眼里刮出去了，我早都不说这人的三纲五常了，不值得说”。这对冷先生来说，已是最大的鄙视了。但这里有个偶然的因素，就是假如当年冷先生的二女儿按最初的意图嫁给了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而不是二儿子白孝武，那就完全可能与这个大女儿的命运相差无几了，是白嘉轩觉得其中的大小格局或许会对他不利，才做了调整，却不料事后竟有如此结局，抑或是作者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的谋篇布局所致，他得将白嘉轩、鹿子霖和冷先生这个三人组合的关系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
●鹿冷氏安葬之日竟然也是白灵离世之时。白嘉轩奇怪的梦被朱先生不幸猜中。谜底的揭开在将近二十年后，新中国的同志来向白嘉轩报告白灵的死讯，当然没有细说牺牲的原因，但白嘉轩却惊人地说出了死亡的具体时间，这得益于朱先生要他记住这个日子。此时的白嘉轩反常地“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骨肉之情这一刻得到了真切而彻底流露，完全没有当年的冷漠，前面说到的外在环境的限制也不复存在，此时的白嘉轩对于白灵就只是一个父亲，亲人毕竟是亲人，而且是他从骨子里最疼爱的一个孩子。此前他也不过是将这种亲情埋藏在心底，外表上表现出决绝甚至愤怒的冷酷，那是他族长的身份而不是父亲的身份决定的，这就是为人的多种不同身份导致的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在他卸下了各种外在的“名分”成为一个整日晒太阳的“闲人”了，反倒会有此真情一现的时刻。其实，他做的这个梦，根本无须去找姐夫朱先生来解，一般的人都会有不祥的预感。好不容易睡着，却“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端直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呢，委屈地流眼泪！……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地叫了声爸”。这当然是事关白灵的吉凶，白嘉轩也不会迟钝得感觉不到。可他为什么还要来求朱先生解梦呢？是因为他实在不敢也不愿朝不吉利的方向去想，他希望朱先生给他的是一个否定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但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极度不安的心理促使他去寻求哪怕一根稻草样的安慰之绳。当然朱先生毕竟还是不同寻常的，他能确定白灵就是这个晚上没了，而并非一般的不吉利，尽管他没有说出来，只是要白嘉轩记住这个日子。
白灵的惨死让人悲叹，除了表现历史的无常和革命的艰危之外，陈晓明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意义的解读，他针对的是白灵整个人物的意义，其中也包括她的死。陈晓明指出：“白灵这个人物作为白鹿原上的象征，她寓示着白鹿原的自然意义指向美好与灵性。白灵的早逝灭，就是在最为概括的意义上表达了作为自然存在的白鹿原与现代激进变革的历史构成的冲突。向往现代变革的白灵毁灭了，她被归于泥土，但作为白鹿原的自然象征，她却是回归了大地，归于是其所是的永恒。”[1]但我认为，陈晓明所说的这种“自然意义”上的美好与灵性只能类似于原上人对白鹿的梦想，是一种希冀和期待，现实的“作为自然存在的白鹿原”同样是历史和矛盾的产物，白灵固然死于现代变革的内讧，但原上传统的村民对她同样有着鲁迅小说《药》里所描写的百姓对革命者的隔膜，她的毁灭，可以看作是原上人又一次追逐白鹿梦想的破灭。
●作者将弄清白灵死亡过程的任务交给了一个小说故事之外的人物，由他代替作者来告诉读者，这个人竟然是白灵的儿子——鹿鸣。而鹿鸣在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前，竟然又曾在土改之后的合作化运动中结识了自己的外公白嘉轩（当时他并不知道），并且将他作为顽固落后的形象写进自己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这当然是十分吊诡的事情，虽然这都是陈忠实小说中的事情，但又不能说没有真实的成分。三十年后，鹿鸣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也会为历史的阴差阳错而感慨吧。陈忠实为讲述白灵的死因，做出如此的艺术设计，其中包含了很多值得注意的考虑，一是通过鹿鸣这个特殊的角色的讲述，增添了故事叙述的新鲜感，避免了作者直接叙述的单一性，而且强调鹿鸣了解真相是访问了知情人后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这虽然属于写作上的障眼法，却能给读者以更真实的感觉，似乎这并非作者在虚构小说。二是作者有意将鹿鸣搞清真相的时间放置在20世纪80年代，这也符合国内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的大环境。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总体认定白灵应为革命烈士之外，对于具体的细节只能“全都不说”，如果那时候鹿鸣想去了解，恐怕也难以如愿；而即便是了解了，也难以表述，这实际上把整个小说的语境置于了当下的历史环境，是一个历史故事的当下叙说，从而使其具有了“当代史”的意味。三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上面提到鹿鸣曾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反映合作化的小说，并且把白嘉轩当作顽固落后的典型。陈忠实走上文学道路其实是很受这类小说影响的，而《创业史》的作者柳青还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导师。但在他创作《白鹿原》的时候，虽然他对柳青、对当年给过他影响和启发的小说仍然充满着敬意，本书中我们也一再提及他在诸多细节方面明显对《创业史》有所借鉴，但在总体上已不再停留在对那些作品的认识和水平上。陈忠实同样把白嘉轩写进了作品，但已经不再是一个顽固和落后的典型形象，而是在他身上重新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更深刻、更丰满同时也更复杂的内涵和价值。作者正是借鹿鸣的这一笔，表达出了自己对历史、文化、乡土以及人物的超出以往文学描写的重新认识、重新发现和重新评价，显示出当下写作与以往写作的区别，从而与他在小说扉页上所引用的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话相印证，也间接地表达出对以往写作价值的质疑。这里鹿鸣的《春风化雨》的创作也不妨看作是作者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对历史和文学的认知。
至于鹿鸣的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小说《春风化雨》，因是出于作者的虚构，我们无由得见，据“唯一可能知道这部小说内容”的陈忠实说，白嘉轩是作为“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型”被写进小说的。从之前表现的白嘉轩的性格来说，处身全然不同的新的时代，他的不适应、不理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又并不是一个狭隘、偏执和极端自私的人，他对生死、名利其实都很看开，尤其是晚年，更是有一种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黄牛到原坡上去放青，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峰峦”。在面对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历史大潮时，我真的很想了解作者会如何表现出白嘉轩的“顽固落后”。就现有的反映农村集体化题材的小说而言，我们见过的“顽固落后”的典型，除了带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色彩的敌对性人物之外，就只有一些对个人经济利益考虑计较比较多的人物角色。第一种人白嘉轩肯定不能算，因为他没有那种意识和诉求，在几十年的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中，他坚守的都是文化的立场。而充当第二种人虽有可能，却又有疑问，因为其一，他的儿子白孝文是人民政府的县长，作为县长的父亲——这个令他后来有些自豪的身份多少会对他有所影响和约束；其二，土改时他的成分没有被定成地主，但在原上尚属殷实，这也许会成为他抵制集体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问题在于，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下，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早已洞悉人世祸福的白嘉轩会不会就此出头来做这个“顽固落后”的典型？即便真的做了，他又会如何来做？他难道不明白属于他的时代真的已经过去？在此之前还属于过渡时代的时候，他就常常教导他的家人，有些事看在眼里就行了，不能说，何况现在？小说《白鹿原》表现了白嘉轩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族长”在20世纪50—60年代之前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中如何坚守他的文化立场，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样的坚守是否可能？即便真有事实上的可能，它与时代、环境和历史的纠结又会如何展开？这些可以说是我们对“陈忠实轻描淡写地点出的《春风化雨》这部小说内容”的好奇。尽管这部小说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但陈忠实这虚晃的一枪着实意味深长，它告诉我们在他的《白鹿原》讲述的故事之后还有更多的故事。鹿鸣的《春风化雨》无疑是属于柳青《创业史》那一类型的作品（孙先科先生从“互文性”理论出发，认为《春风化雨》指的就是柳青的《创业史》，并且通过其中的人物比较来阐明这一点。[2]但我觉得过于狭窄，应当理解为这一类的作品比较妥当，这里面首先包括《创业史》，如果不拘于年代，甚至还可以包括后来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里面关于农民和乡村的文学表达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者“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3]的时候，他真正觉得需要重新思考和回答生活给他提出的重大命题，这实际上也正是《白鹿原》的创作缘起。但陈忠实并未直接去面对20世纪50—80年代的这段历史，而是动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生活材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下来思考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人生，其真正的指向是非常明显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今天我们阅读《白鹿原》，为什么强烈感受到陈忠实笔下的所有历史叙述与家国忧思，都指向现实生活，指向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因为作家是以他亲身经历的1949年后为出发点提出问题，再回溯历史的。”[4]《白鹿原》写在《春风化雨》之后，所以能够对《春风化雨》这一《创业史》类型的创作进行反思，而《春风化雨》又是《白鹿原》里的故事中出现的，它属于《白鹿原》故事的年代，《白鹿原》故事的年代和《白鹿原》创作的年代是两个概念，这个区别不能混淆。当作者站在后一个年代的角度对前一个年代进行反思时，糅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思想历程，他选择同样作为小说的《春风化雨》作为特定的对象，就将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
注释：
[1]陈晓明：乡村自然史与激进现代性——《白鹿原》与“90年代”的历史源起，《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
[2]孙先科：《〈白鹿原〉与〈创业史〉的“互文”关系及其意义阐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4]周燕芬、马佳娜：《〈白鹿原〉：文学经典及其“未完成性”》，《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