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本章故事梗概：瘟疫过后的鹿三精神日渐萎靡，白孝武为弥补在修庙和造塔上的过失倡议而主持了敬填族谱的仪式。鹿子霖被上司猜疑，耍了计谋又陷入后悔。白嘉轩为三子白孝义完婚，朱先生给他带来白孝文要求回乡祭祖的消息。

●从魔幻的角度来表现鹿三，当然也不失为一种文学的方式。但我们若从鹿三本人心理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有内在可循的脉络，这还是杀死小娥留下的严重后遗症。从黑娃知道了是鹿三杀的小娥，曾对他说“大！我最后叫你一声算完了。从今日起，我就不认得你了”，再到鹿三妻子因染上瘟疫成为村里第一个死者，死前对他所说的“你咋狠心下手杀咱娃的媳妇”，两个至亲的家人如此的态度再加上小娥临死前对他喊出的“大啊”的情境，再是铁石心肠的人也难以承受，尽管他一直在试图抗争，并且声明自己不后悔，但内心深处的纠结毕竟无法平息。白嘉轩把塔造好后，鹿三虽然不再被小娥“附身”，那仅仅是在宗法秩序的层面为田小娥“盖塔论定”，能为鹿三增添一点伦理支撑，但并不能解脱鹿三的心理郁结，所以他依然精神萎靡，以往的神韵消失殆尽。应当说，鹿三一生都是被“他者”附身的，之前附的是白嘉轩的宗族伦理，这几乎耗尽了他大半生的心力，当他以杀死自己的儿媳结束这种附身时，却让被杀的冤魂附了身。而一旦无所附身时，他就没有精神了，因为他失去了自己，或者说原本就没有自己。正如郜元宝所分析的：“鹿三是白嘉轩的义仆，始终被这个‘义’字囚禁着无法舒展。”[1]

●白孝武的过失虽然让白嘉轩失望，但毕竟不同于白孝文的过错，后者是违反族规的主动性犯错，前者是没有站稳族长立场的被动性错误，性情严厉的白嘉轩脑子里也曾闪过将其废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给了他改过的机会，那就是要他将塔造好。这里面自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白嘉轩已无更换的人选，族长继承制度限定了继承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取舍，老三白孝义的德行明显不足，再说白孝文已经被废，再废老二白孝武，白嘉轩当然要顾及颜面、影响和后果。无论是一闪之念还是让位于冷静、综合的考虑，白孝武幸运躲过一劫。他顺利将塔造成自不必说，忐忑之心却未必平稳，他必须还要有进一步的主动作为来冲淡和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有了接下来的 “敬填族谱”的动议，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他觉得“肯定会符合父亲的心意”，果然他得到了白嘉轩“你会想事也会执事了”的称许。

修填族谱的活动对白嘉轩来说，几乎是小说中他作为族长最后的一次主动性作为，也象征着他这一轮任期的一个带有总结性的工作，他同意白孝武的动议并放手让他去做，也包含着向下辈交接的考虑，可以说既为自己画上一个相对的句号，又为下辈提供一个清爽的开始。虽然后面还有像为鹿兆海治丧、接受白孝武、黑娃回归祠堂都仍然是他亲自出面，但那并非主动性，而是应对性的，他这样做，反倒是更体现出他的善于权衡轻重、把握大局的眼光和能力，也显出他比表面滋润、内里却越来越别扭的鹿子霖更踏实和处理问题的游刃有余。

●敬填族谱的仪式在传统宗法社会里是一项重要而神圣的宗族活动，也是整个家族修谱活动的组成部分，它对宗族的承传和凝聚作用巨大，即便仪式本身也能让族人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和熏陶，获得一种宗教般的感化效果。祖先的意识、根脉的意识、代际的意识以及个体与群体的意识正是在这种熏陶中被强化的，以此成为宗族维系和管理的重要环节。随着宗法社会的瓦解，这类传统的仪式已不复存在，但其中留存的文化遗传密码仍然值得重视，某些地方近些年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做法的恢复，也同样值得我们研究，哪些东西该继承、哪些东西该舍弃，应当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鹿子霖的纠结自然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按说他儿子鹿兆鹏投身革命，本不会成为他里外难做人的根本原因，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也投身革命，只是鹿子霖却热衷于要做“乡约”，这就让自己夹在政治势力之中为难。其实在对抗红色革命方面，鹿子霖也算是坚决而明确，但作为要仰赖岳维山、田福贤的政治爪牙，他除了能为自己谋得一点实际利益以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人格分量，因此在当时的统治势力范围内，在那个本就缺乏信任而且充满相互猜忌和倾轧的群体，他被轻视和欺负也就并不奇怪。而鹿兆海拉上团长羞辱岳维山为父亲出气，却让人感到这位曾经的热血青年竟也被当时的龌龊之气所沾染，同时也多少显出了鹿家祖传的门风。当田福贤甩出来几句嘲讽的话后，鹿子霖马上又为自己的轻浮而不自在起来。这就暴露出之前冷先生说他的心性比白嘉轩差远了的毛病。假如鹿兆海此刻适时地劝阻父亲别再做什么“乡约”，他也欣然接受，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没有假如，他的性格不会有这种假如，同时作者也不倾向于这种假如，鹿子霖的一切就是白嘉轩的反衬和对照。

●白孝武敬填族谱展轴和卷轴之时，都告诉了鹿子霖时间，但他始终没有露面，白嘉轩说：“你把他当个人，跑圆路数就行了，他来不来不算啥。我看那人这一阵子又张张狂狂到处串。人狂没好事，狗狂一摊屎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这似乎并不像白嘉轩平日谨严的风格。可见经过庙塔之争以后，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芥蒂是越来越深。鹿子霖不来露面，自然是公开不把宗族的事和新老族长放在眼里，而白嘉轩此前在冷先生面前对鹿子霖的嘲笑和这里充满刻薄的嘲谑，都说明二人之间的矛盾几乎突破了先前心照不宣的相互顾及颜面的底线。虽然小说中的诸多情节表面看来似乎与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并无直接关联，背后却处处体现了他们二人的暗中较劲，这是小说整体结构上的一大暗扣，许多看似无关的情节都跟这个暗扣有着紧密的联系。

●小说对白嘉轩三儿子白孝义娶亲各个环节的描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乡村婚丧喜事的熟悉和兴致。作者长期工作和生活在乡村，平时也热心于为邻里乡亲的婚丧帮忙，自然于农民的婚丧文化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积累。孩子结婚，在乡村是难得的当作节日的大事。“因为是德高望重的族长的儿子完婚，白、鹿两姓几乎一户不缺都有人来帮忙。”参与帮忙的人家的多少，在乡村往往是衡量一户人家口碑和人脉的重要标志，白嘉轩无疑在这方面是众望所归，虽然其中不乏势利和违心之人，但更多人还是希望从喜事中沾得喜庆和吉祥，这正是传统民间文化的富有人情味的一面。鹿子霖成为婚礼的执事头，白嘉轩对此也表现出充分信赖的大度和认可，都把彼此间的芥蒂放在一边，根本看不出二者内心深深的敌意，这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多重性和弹性，也表现了特殊文化情境对人性的制约和化解，尽管随着情境的复原，一切又会照旧如初，但这片刻的改变注定会存留于当事人的记忆，成为全部交往的组成部分。

●白嘉轩关于定亲娶亲和女人在家庭中的作用的一段思考虽然似乎与女人在其心中的地位不甚吻合，但这里偏重于居家过日子的实际考虑，应当说体现了他对家庭人际的思考和生活观察的精细。白嘉轩作为族长的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并不仅仅看重族长的威势和满足于行使族长的权力，而是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和琢磨宗族的生存和发展，他对灾祸、生死的理解，虽然用的是朴素简单的车轴的比喻，却能够为面对生活的各种艰难去寻找支撑的动力并引导村民顽强地继续前行。这种来自民间的精神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挖掘的资源，用陈忠实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剥离”是可以吸取其中的积极因素的。乡村建设中最重要的动力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光靠政府、国家显然事倍功半，必须动员和发挥基层本身的力量，这是我们面临的课题，也是《白鹿原》能够给我们的启示。不过白嘉轩的认识中也有偏狭之处，他认为“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子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似乎过于局限于一家一户的范围来看问题。黑娃沦为土匪，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他是由参加革命失败而落草的，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因素显然没有进入白嘉轩的视野；再说他后来娶了应该说是“很规矩”的高玉风，一心要“学做好人”，却没有逃脱被镇压的结局。可见，白嘉轩的认识仍然是停留在封闭的传统宗法秩序的格局内，对子女的婚姻也是从父母包办的角度来看待的。我们今天面对这种传统文化资源，可取之处在于如何认识和重视妇女在农村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她们的素质，发挥她们的作用，而不可能完全像白嘉轩那样保守、狭隘地看待这个问题。

●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对人产生大的影响，比如婚姻、变故、亲近之人的聚散等等。白孝义因娶了媳妇，一夜之间顿觉自己成了大人，之前未有的生理体验转化为一种心理上的巨大改变，既形成“告别娃娃家”成为“大人”的自觉，也让我们体会到婚礼等仪式的特殊意义。孝义因之对仍为“娃娃”的伙伴也显现出“大人”应当保持的距离，这就必然会影响甚至结束他与兔娃之间的“发小”情谊，这种变化需要以强烈的心理刺激为动力，婚姻中的婚礼仪式和性行为显然属于这种强烈刺激。研究和探讨性行为对人性格的影响和成长的意义，不仅是关于性的科学研究的课题，更是涉及人的成长变化的社会性课题，理应成为文学作品所要关注的对象。文学中的性描写只有达到这个层次，才会具有内在的深度，成为作品整体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才不会因为流于表面的色情而成为忌讳和诟病的对象，所以性与婚恋在文学作品中没有能不能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如何写出性文化、婚姻文化的内涵和深度的问题。

注释：

[1]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