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兆鹏被捕，在岳父冷先生的努力下，通过田福贤的计策得以逃生。白孝文抽大烟荡尽家财濒临饿死的边缘，蒙田福贤举荐进入县里保安团。朱先生主持赈灾，与民同食。田小娥被人杀死在土窑之中。
●本章涉及白鹿原上三个另类人物的命运，一是鹿兆鹏，二是白孝文，三是田小娥。他们一个是从几乎必死中逃生，一个是虽生犹死、无耻苟活，一个是意外丧生。
冷先生对鹿兆鹏倾心营救并最终成功，在当时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下，也算是一个奇迹，连鹿子霖都感到希望渺茫的事情，却只能由名义上的岳父的冷先生来完成。他所以能成功，在于他看准了田福贤能想出办法，他拿出自己一生行医的积蓄，加上自己的人情面子，将田福贤逼进想法子的轨道，这实际上已经成功了一半，它撕开了当时国民党严密对付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缝隙。这种缝隙虽然很小，但在冷先生这种做事极具效率的人面前还是变成了实现目的的缺口。冷先生一是找准对象，二是舍得血本，三是绝不三心二意，弄二回头的事，这都把田福贤往尽最大可能想办法的路子上逼。田福贤当然不会从要求释放鹿兆鹏的方面打主意，而是从顺着他的上司的方向去寻找机会，这便是先后组织手下的人要求上面“将鹿兆鹏押回白鹿原正法”，一旦到了田福贤掌控的天地，使用起调包之计便毫不费力，他们的心计和智谋在服务于他们的贪腐和徇私上倒是发挥和体现得淋漓尽致。
冷先生之所以要救鹿兆鹏，是因为冷先生认鹿兆鹏是他女婿，而他女儿从一而终是他家的门风，显然冷先生不管政治，他托朱先生转告鹿兆鹏的也是希望他能给女人留个娃，让她能在鹿家待下去。这一起险峻的政治事件最终是从宗法文化里找到解决的法子，捡了性命的鹿兆鹏却无法承受这种结局：“我能豁出命，可背不起他们救命的债！”这个义无反顾的革命者难得在面对政治与人情时呈现出少有的愧疚，但这种感觉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须臾之间，他倒是把面对冷先生时更大的尴尬留给了他爹鹿子霖，最终导致冷先生将鹿子霖从他的视线里抹去。鹿子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从父子之情的角度来讲，他自然不忍心鹿兆鹏走上死路，但由于这个儿子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多少也有怨恨，尤其是因为在冷先生面前一直不好做人，所以会说出口气很硬类似“不救”的话，但在他心里，后面这两点显然都跟第一点不在一个层次，不能相提并论。特别是他说让冷先生的女儿名正言顺地再去嫁人，既有气话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在冷先生面前卖乖。冷先生倾尽家财搭救女婿已经把鹿子霖逼到了墙角，在亲家这层关系上可以说让鹿子霖完全被动，鹿子霖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鹿兆鹏面对岳父的行为会回心转意、不再拧拗上，没想到的是他的愿望最后会再次落空。
鹿兆鹏被救出以后，在书院里与朱先生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包括了朱先生转告田福贤和冷先生的话以及他自己的一些主张。朱先生将他的书院作为搭救鹿兆鹏的中转站，是出于他超然的政治立场，但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和担当，因为这种超然已经明显有窝藏、保护中国共产党“危险分子”的嫌疑。朱先生对此也心知肚明，他虽是转告田福贤的话，要鹿兆鹏离开西安，否则救他的人都不得活，这里朱先生自己恐怕也会有所牵扯。鹿兆鹏对时局的主张无法说服朱先生，后者希望的是“国”与“共”合起来，“天下为公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却可以理解为这是他保护年轻人和自己弟子的一个出发点。鹿兆鹏无法答应冷先生的要求，说出“倒不如让田福贤杀了我痛快”，对此，朱先生的回答耐人寻味：“怎么又变得如此心窄量小了？”在男女问题上，即便是朱先生恐怕也理解不了鹿兆鹏所说得“我能豁出命，可背不起他们救命的债”。在这一点上，他与鹿子霖都很费解，为什么跟自己不喜欢的女人一起，竟会比杀头还难？这就是两代人之间对爱情理解的悬殊。
鹿兆鹏从铡刀下逃脱，其实并没有离开白鹿原附近，在参与了红军三十六军的行动并且失败以后，他又到了朱先生的书院，这之间相隔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在这里他遇见了岳维山和白孝文。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之前田福贤用调包计留了鹿兆鹏一条命，是否与岳维山有过沟通？从岳维山的地位和反共态度的顽固，以及后来鹿子霖的老婆说他“整个滋水县凡我求拜过的神儿，只有岳书记是一尊吃素不吃荤的真神”来看，田福贤只能瞒着他干。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现在又看到鹿兆鹏，岂不要十分吃惊？虽然当时他和白孝文没能抓住兆鹏，但事后怎会不严厉追究？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田福贤。但我们看到小说里似乎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似乎想不出这有什么理由，恐怕也只能归于作者的疏忽。
●本章说完鹿兆鹏，紧接着说白孝文，把白鹿原这两个下一辈的代表人物放在一起来说，无疑更显出人生的反差。当鹿兆鹏走了一遭鬼门关幸得逃生的同时，白孝文也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过他们二者的缘由完全不同，鹿兆鹏是因为自己追求的革命，而白孝文则是因为自己的堕落。死亡的威胁已经迫在白孝文眼前，这种威胁显然比之前的众人鄙视和名誉扫地更让他刻骨铭心。鄙视和唾弃他都能承受并且事实上都已经承受，他已经完全不再顾忌所谓的荣誉和名声，他在家人面前表现出的强硬、拒绝孝武作为家人的劝回，表明他已经决心要将这种因对家族的背叛而产生的“耻辱的报复”进行到底，就像出壳的小鸡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蛋壳里去，这当然也是对白嘉轩之前对他弃如敝屣的极端态度的一个反弹。但白孝文的这种报复没有达到“以死相抗”的程度，或者说他根本没想到这样做最后会将他置于濒死的边缘，饥饿太可怕了，因饥饿濒临死亡更是如此。当他听说白鹿仓正在发放舍饭时，那一刻他的求生欲望激励他不顾一切地往白鹿仓冲去。经过这生死一线的体验，他对活着的理解就有了“可怕的濒临死亡”的参照，能够活着就显得比什么都好，于是他把人生的意义定在了“只要活着”，而且仅仅是为活着而活着，此外的一切，比如灵魂、良心和其他所有东西都微不足道，或者都无法与“只要活着”相提并论，此后白孝文的所有表现都是依据这一信条出发的。舍饭场上，田福贤和鹿子霖倒是给他提供了一条生路，他们推荐他去了县里的保安团。白孝文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很感激田福贤和鹿子霖的推荐之恩，但在大环境改变后，他也摇身一变为革命者，之后就绝不再念及这些。
鹿兆鹏在经历了死亡的威胁之后，并没有将个人的活着看得高于一切，他之后一直都在生死的边缘东奔西忙；而白孝文却是悟出了他的“只要活着”的人生理念。吊诡的是，鹿兆鹏是守身不正的鹿子霖的儿子，而白孝文是持身严谨的白嘉轩的儿子，这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似乎还是可以说明点什么，作为小说，其实很多东西未必都要详细言明，读者从中各自去体会、领悟就行了。
●真正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是田小娥，她被人杀于自己的住处——破旧的窑洞里。作者在情节上设置了一个悬疑，即没有按正常顺序交代她被杀的过程，而是在后来通过补叙来完成。这就在结构上显得更曲折和富有变化。众人面对现场的推测和议论也与后来真相大白形成意外的反差，增强了小说情节上的悬念——戏剧性效果，从而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吸引力。
白孝文对小娥之死的悲伤不能说没有真实的成分，她毕竟在他最潦倒和落魄的时候给予了他异性甚至是兼母性的安抚和依偎，当他的家人连同村里的人都以看败家子的目光看他的时候，这种安抚和依偎也许就成了他生命的全部。事实上，他也是在几乎要饿死的状况下才不得不离开那个窑洞，因而白孝文对她产生一种近似本能的情感并不意外，他努力扒开窑洞也是一种本能驱使下的情不自禁，甚至连最后的发誓“我一定要把凶手杀了，来祭你”仍然是情绪使然，仪式的意义超过实际的打算（小说里真正去报仇并弄清杀人者的是黑娃），白孝文的情感宣泄可以算是一次人生阶段的告别，此后他似乎能够松快一点地开始他的新人生，因此他在窑洞前的这一番表演更多还是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