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子霖因小孙子的出现重新激起了生活的热情，他把祖上传下的家风发挥得淋漓尽致。鹿子霖的祖上忍辱负重凭着一把铁勺在西安闯出名头创出家业，给后人留下不惜一切出人头地的家训，白嘉轩对此极为鄙视。

●本章大部篇幅属于鹿子霖。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作者有意停下主要情节的发展，仿佛流水在途中打一个回旋，专门为鹿子霖安排如此一章，用意之一是让小说回到最主要的人物及其命运，回到了鹿子霖，也就同时回到了白嘉轩，回到了白嘉轩，就引出了章末白嘉轩与冷先生对鹿子霖的议论。鹿子霖黑间躺在孤清的屋内会觉得与白嘉轩等人的争斗“十分可笑十分没意思”，但早晨醒来以后“心境就决然不一样”，依然顾我地到处颐指气使、收受征丁派捐的分红，并且毫无收敛地拈花惹草，这一切皆源自祖上传承下来的家族理念。当白嘉轩说到“这是祖传家风。鹿家人辈辈都是这式子”时，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芥蒂和怨怒，小说又一次回到了《乡约》与“乡约”的较量的基本主题。白嘉轩说这话时，本是和冷先生谈论游击队袭击联保所的事情，而且照参与袭击的人的话说“原上现时暗里进中国共产党的人多着哩”，但是白嘉轩仍然还是活在他的人生情节和章程里，他不关心多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仍然只关注鹿子霖。上面曾说到朱先生与时代的脱节，白嘉轩其实也是脱节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还不如鹿子霖，只是后者虽然能面对新的时势，却并没能掌握新的时代的要领，只能成为如今这脱了旧的轨道又不知新的列车该驶向哪里的飘萍。而白嘉轩正因为他的坚定，成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化身。作者在新旧文化的冲突、碰撞的动态环境中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文化的命运，显然比单一环境地面对和静观要深刻和丰富得多。

鹿子霖人生信条的形成与其家族的历史传统——家风文化大有关系，这个传统和文化从本质上说与白嘉轩所信奉的应该属于一个大的系统，却是这个系统中不占主流并且常常要与主流显得有些磕磕碰碰的支流，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宗族的嫡长制继承原则造成的鹿家对宗族核心和观念的游离，这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祠堂之外寻找另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便与白嘉轩信奉的“耕读传家”不仅产生了距离，甚至还会对其宗族秩序产生威胁。当鹿子霖的先人靠掌勺出了名、挣了钱、兴了家的时候，他给后人留下的叮嘱就是要进入上流社会坐一把椅子占一个席位，为此可以呕心沥血、卧薪尝胆。这一方面自然为家族延续注入了“进取”的基因，但另一方面由于全部的目标仅在于出人头地，所作所为难免缺乏道义基础和伦理制约，这就使得作为宗族核心的白家对此不能不保持警惕，白嘉轩对能干的鹿子霖的不屑甚至鄙视概源于此。小说在表现白嘉轩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和维护时，一方面写了他对时代变化而引起的对传统的冲击的反应，另一方面还写了他与鹿子霖之间这种在传统文化格局内固有的矛盾，尤其是后者在时代变化的新的环境里呈现的背靠新的政治势力和氛围的新情况，无论鹿子霖怎样宣称“革命”、怎样充当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及新政权里的“乡约”和“保长”，白嘉轩始终是以传统的宗族文化标准来看待他的，而事实上的鹿子霖确像钟摆一样在欲望的放纵和身份的约束之间摇晃，他最多只能算是旧秩序的脱轨者，而不是新秩序的追求者，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他们在挑战族长的权威和固闭的社会秩序时，双脚依然立于传统价值的船只上，尚未做好登上觉悟的现代价值的准备。”[1]需要指出的是，鹿子霖家风中这种“出人头地”和“卧薪尝胆”的思想观念在笔者看来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成分，只是前面说了，它始终不处于占据显赫的主流统治的位置，在中原儒文化以外的地方或者民间，它就具有一定的市场，比如“卧薪尝胆”一词本来是得自越王勾践的奋斗故事，在传承和衍化中它跟“励精图治”相结合成为一种重要的激励精神整合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系统，鹿家对它的推崇其实谈不上有何原罪，不过在白嘉轩眼里，这正是这一家人不安分的精神源头罢了。

要出人头地，不惜卧薪尝胆，这正是鹿家区别于白家——这个具有祖荫“世袭”特权的长门既无奈又不甘的选择，为此鹿家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鹿家这座精美的四合院最后之所以显得“稀汤寡水”，或许正与此相关。鹿兆海英年早逝，不管最后死于谁手，但其一生终究属于有抱负、有担当，有鸿鹄之志，并且做到了忍辱负重，其身上彰显的“卧薪尝胆”精神十分鲜明。而鹿兆鹏性格刻画虽不明朗和清晰，基本特征却是毋庸置疑。他投身革命坚韧不拔、百折不挠、遇困时东躲西藏，甚至做过滋水上的背客，也更是体现了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的品格，正是身上流淌的这种基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守在田地里、围着自家的四合院做宗法秩序下的顺民，至于兆鹏媳妇——鹿冷氏的命运其实也正与鹿兆鹏的这种选择有关。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作者如此详细地叙说一番鹿子霖这带有独特文化意味的家风，一是彰显了其与白家的不同，并让白嘉轩站在奚落的角度予以道明，二是实际上也让读者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这两家所经历的是是非非，也许读者的感受未必会与白嘉轩的奚落完全等同。如果说鹿家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从一家利益出发的自私性，那么白家站在宗法社会族长的立场所做的选择也未必就不自私，尤其从下一代人的角度来说，白家的白灵、白孝文首先就跳出了这种“本分”文化的局限，能够信守的只剩下平庸的孝武和孝义。而鹿家的子弟则早早就确立了走出白鹿原的志向，再加上情况特别的黑娃，有出息的年轻人都更多地信服着不是白嘉轩的信条反而是“卧薪尝胆”出人头地的追求，这也正构成文化上“守成”与“求变”的矛盾，而上述“求变者”不同以往，还有一种新的时代的精神感召在他们心里或身上激起的回应。若按照白嘉轩的哲学，那就永远只有信服命中注定和停滞不前。停滞里有安稳而进取中则多荆棘。孝武、孝义、兔娃虽然平庸，可至少有日子的平静，但白灵、兆鹏、兆海还有黑娃则是凶险不断、坎坷连连。假如出现相同的社会时代背景，在后来者中，自然会有人愿做孝武这样的安稳者，但同样依然会有人选择那种虽有凶险但更有生命激情的道路。当然到底哪一种选择才更符合人的价值？才更值得人去追求？这种问题着实是不好回答的难题。回到白嘉轩与鹿子霖的《乡约》与“乡约”的较量上来，我们除了看到有现实的利益因素以外，其实也有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和源于不同生命方式的差异，这一切在特定的时代社会变化的作用下，更显得比以往激烈和突出。

●鹿子霖“小孙孙不期而至，一下子给衰败的屋院注入了活力，使情绪跌到谷底的鹿子霖的心里开始荡起一股暖流”，让他觉得人的珍贵：“钱再多家产再厚势威再大，没有人都是空的。有人才有盼头，人多了才热热闹闹；我能受牢狱之灾，可受不了自家屋院里的孤清！”鹿子霖的这段对生活的领悟充满了很具有人情味的世俗哲理。他对小孙子到来的喜悦，虽然也有“鹿家有后”的因素，但同时更着眼世俗生活的温馨与充实，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如果说白嘉轩看重“有后”更多考虑门户传承的意义，那么鹿子霖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发现了“有人才有盼头”的另外的意义，“自家屋院里的孤清”是比坐牢还要让人受不了的，鹿子霖的发现其实也有着很朴实很本色的意义。

●白嘉轩不仅以传统的文化标准看待鹿子霖，对其他人也是一样。一个老亲戚的孩子参与洗劫联保所负了伤，向他讨要伤药。听说他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白嘉轩震惊之余，向他训斥道：“你家人老几辈都是仁义百姓，咋弄这号出圈子的事情？”在白嘉轩眼里，“仁义百姓”是不兴“出圈子”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无疑就是出了圈子。他自己的儿子白孝文在保安团当差，那是政府的部队，他能接受他的回归。这里我们若给白嘉轩简单地扣上“政治反动”的帽子是容易的，却不免过于简单和草率。第一，他的立场只是“不出圈子”，不去参与与庄稼人身份不合的活动，并非专指参加中共游击队，他本人也没有任何实际的反对的行为；第二，事实上他的确还帮助了这位亲戚的孩子，而且还为他保守了秘密；第三，白孝文在保安团当差，这虽然不合白嘉轩“耕读传家”的家风，但当时确实是政府的官饭，他也能够认可，关键是，他与白孝文曾经有过不痛快的反目成仇的经历，他又岂能反对得了？

注释：

[1]申霞艳：《〈白鹿原〉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危机》，《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