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兆海死于颇有争议的战斗前线，族里为其举行隆重的祭奠，白嘉轩亲自主持。朱先生受抗日气氛的触动，带领八位书生毅然投笔从戎，却被拦阻于后方，复杂的政治形势迫使他回到书院。鹿兆鹏来到黑娃的山寨，劝土匪归顺游击队。因大拇指突然死亡，土匪陷入混乱，黑娃在征得众人同意后整体归顺了保安团。

●朱先生从事县志的编撰工作，此前除了赈灾而中断，其他的一般性事件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此次因为兆海的公祭再一次停止，而且朱先生表现得十分激动，主动要为兆海守灵，并说出“民族英雄是不论辈分的”这样的名言，这都是突出朱先生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大义、大节面前的操行，事有大小、时有缓急，这是儒家文化入世精神的体现。此前他为兆海和他的师长手书“砥柱人间是此峰”和“白鹿精魂”条幅，用心目中自勉自励的仁人君子的追求许以奔赴战场抵御外敌的将士，足见先生的民族大义和处事修为。当然，其中也饱含了他对军人在国难当头时的期待。同样，白嘉轩破例再一次前台主事，仍然尽心尽力、不计前嫌，展示出极其宽容和大度的胸襟，还有冷先生也是一样，“一直守候在身边，对轮番昏迷的鹿子霖和鹿贺氏施扎冷针”，暂时把以前的不愉快放在一边，这都是大义当先的基本要求。白嘉轩既尊重部队和政府的各项新式葬礼的议程，也不忘了族里的传统规矩。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想，他此时心里到底还想些什么，至少他不会像朱先生那么简单朴实，他既不至于在这样的场合把得分的机会变成失分的结果，也还有自觉的宗族整体的意识，他说的是“咱们族里一个娃娃死了！兆海是子霖的娃娃，也是咱全族的娃娃”，他的话恳切动情，但又滴水不漏，既能安慰死者家人，又能感动每一个听者。

接下来朱先生更是有着惊奇的表现，他竟然要亲上前线，而且不是一般的停留于想法的冲动，而是义无反顾地诉诸行动。这种表现当然可歌可泣，而且还带动了其他七位先生要与之同行，只是现实的严酷没能让他带领的一班老夫真的走上战场。更重要的是起先还不太明了时局状况的他倒是通过这一经历知道了一些真相，包括兆海的真正死因以及接下来的军事走势，他本来一再声称不关心哪党哪派，但这一切又不随他的意志影响国家命运的走向。他要亲上前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难当头，他实在不忍见国人还在内战，他左右不了大局，但他情愿“碰死到倭寇的炮筒子上头，也叫倭寇看看还有要咬他们的中国人”。尽管之前兆鹏的话说服不了他，但此行之后，他毕竟知道了情况并非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本章中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了评论家的争议，就是朱先生燃烧日本兵的毛发来祭奠鹿兆海。2000年10月7日陕西的《三秦都市报》发表了题为《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的文章，文中李建军对《白鹿原》中“狭隘的民族意识”提出批评，这篇文章后来在《文艺争鸣》同年第6期上也刊出。文章认为《白鹿原》中的民族冲突是中日战争。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也是自明代以来， 给中国人民造成骚扰和伤害最多最深重的国家。中国人对这个尚武、偏执的民族怀有戒备甚至仇恨心理，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 人类是凭着爱意与人道才能活下去的， 才能使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正变成人的世界。而文学正是为人类提供这种伟大启示和精神支援的， 所以， 伟大的文学可以表现民族情感， 但不能狭隘， 而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在这一点上， 《白鹿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小说写朱先生等人发表抗日宣言等等都是可以的， 但在这之外， 我们没有看到陈忠实为我们提供更博大的情感空间和更可取的人道立场。我们可以通过与《静静的顿河》的比较， 来具体说明这一点。这两部小说都写了民族战争， 都写到了敌人的死亡， 但读者感受到的作者的情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肖洛霍夫谴责战争， 对所有死于战争的生命都给予同情和怜悯。陈忠实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 两部小说都写到了一绺头发， 在《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里杀死了一个德国士兵， 他非常痛苦、难受， 慢慢地走到死者的身边， 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个小夹子， 他打开来， 看到一个德国姑娘的照片， 与照片一起， 还夹着姑娘的一绺金黄的头发。“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 实在催人泪下。平心而论，李建军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也很为那些具有理性、健康的爱国情感的行为点赞，而不赞同狭隘的、缺乏人道精神的极端做法。很明显，以朱先生提议的这个举动来看朱先生那一代人的人道水准，确实都普遍存在着这种意识，对待入侵者基本上都普遍不具备更高的“人类大爱”的想法。有论者不同意李建军的观点，畅广元认为“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展现更广阔的情感空间的提法是不妥的、荒唐的”[1]；还有屈雅君所分析的：“《白鹿原》中朱先生烧头发，体现了被凌辱的民族将对军国主义的仇恨发泄在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个体生命的身上，而《静静的顿河》中格里高里对金色头发的感慨，则反映出受凌辱者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宝贵的个体生命从法西斯主义中剥离开来。”[2]这种剥离在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是整体稀缺的，这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态度，《白鹿原》恰好也暴露出了这个问题。那么陈忠实是否也很认同这个做法呢？我们看到，他确实没有像肖洛霍夫那样提供“人类大爱”的东西，但我们一不能把朱先生的主张完全等同于陈忠实的主张，他写这个细节，主要还是表现朱先生的性格，即常常有“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二无论就整个《白鹿原》的内容构成和其中人物的性格而言，这种“超越战争状态下民族对立”的意识很难融入其中，当时的百姓在事实上和现在的读者在审美上都难以接受；三是即便陈忠实创作中并未对此产生警觉，也应当是一种心理和意识惯性所致。据邢小利的《陈忠实传》记载，陈忠实少年时代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就是《静静的顿河》，但显然上面李建军提到的那个细节，在他写作《白鹿原》时并没有在他脑中成为一种具体的参照，或许就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所以对这个问题，既要考虑到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创作的实际，也要有一种理论上的清醒。

●黑娃率土匪归顺保安团，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是比较平常和正常的事情，只是其中的细节原委也许永远都是个谜，这连当时的黑娃都弄不清。里面的关键是大拇指的死。起先鹿兆鹏一再动员他投靠游击队，他始终不答应，而大拇指蹊跷的死，却使山寨出现混乱，连维持现状都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有外力渗入造成变动是完全可能的。鹿兆鹏、白孝文各为其主，况且之前鹿兆鹏也同意黑娃投保安团，而白孝文更是“适得其时来到山寨”促成此事，因此他们两人都有可能是这个外力。虽然白孝文说有情报证实是鹿兆鹏所为，但从黑娃归顺后他对黑娃说“我欠你的……到此不再索赔了吧”，以及论功行赏时他受到了嘉奖来看，他确实更有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保安团扩编新增一个营，把黑娃这股土匪收编正好可以满足这个需要，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计划，白孝文先安插卧底，毒死他无法掌控的大拇指，制造内部的混乱，再把责任栽到鹿兆鹏头上，这种推断完全符合情理，所以白孝文这样做的可能性更大。他念念不忘把私利掺乎其中，与鹿兆鹏的用心显然有所不同，他用的是阴谋，而鹿兆鹏在这件事上一直是光明正大的阳谋，而一向难以心思缜密的黑娃始终不得要领倒也符合他的性格。

注释：

[1]《三秦都市报》，2000年10月7日。

[2]屈雅君：《批评的超越——由“狭隘的民族意识”所引出的思考》，《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