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本章故事梗概：朱先生结束赈灾又投入县志的编撰，白灵来书院看望他跟姑妈。朱先生由白灵的面相想到她可能的命运，姑妈与她聊家常说及她退婚给父亲造成的难堪。白灵在县城遇到白孝文，二人之间的交谈貌合神离。她参与中共的地下活动，拒绝政府高官的垂青，在白色恐怖下加入共产党，与鹿兆海分歧愈深，对鹿兆鹏越来越觉得志同道合。
●朱先生承担的赈灾工作不仅得到了村民的感激——他们主动抬匾相赠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也得到时任县长的肯定。当初他排除阻力邀朱先生出山主持此事，要的就是堵塞漏洞、防止宵小之徒从中克扣。小说后面写到这位县长原来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似乎为作者的这个情节描写做了呼应。朱先生将一摞清清楚楚的账簿交给他，并且表示“如若发现账目上有疑问，尽管追查”，这都让人感觉是只有虚构的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事情。当然这样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塑造朱先生“为生民立命”的形象，在百姓号寒啼饥的当口，搁置紧张的县志编修，体现了他事分缓急但主旨不变的初心。成就他的是不徇私心的主政县长，这事如有一方不廉洁公正恐怕都很难做到。后面写到白灵曾与这位县长有过联系，交代过他为掩护同志所起的作用，但不可忽略此处作者为完成朱先生的形象所做的安排。
●白灵的眼睛在朱先生看来似乎比当年的朱白氏即白灵的姑妈的眼睛更富有生气，甚至达到了习文可以安邦治国、习武可以统领千军万马的程度，这其实也是作者借朱先生之眼对白灵的定位与评价。她超出她姑妈的部分导致她走出了白鹿原，而与她姑妈相像的部分则说明了如若留在原上，今天她姑妈的状态和为人就是她明天的状态和为人。此前，对白灵的聪慧与特异作者就已经不吝笔墨：刚刚念书，写的字就胜过两位兄长；小小年纪的女孩，就敢于单独进城去读书；时局动荡之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白色恐怖”之下，选择自己的道路义无反顾……如果说前面的这些描写还不过是对她性格形成的铺垫和交代，那么从这时起才算对她的人生命运的正式展开。作者通过补叙，插入她向王家退婚的一段文字，作为这种展开的开始，一方面体现了她的人生与传统家族主宰方式的彻底决裂，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这种决裂对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观念的冲击，虽然白嘉轩做出十分大度的加倍退回彩礼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但这仅仅对白嘉轩产生意义，而与白灵毫无干系。在白灵眼里，封建的包办婚姻陈腐至极，对它的抛弃完全可以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而这对于白嘉轩来说，则是揭了脸面的过失，以致他对众人宣布：“百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有意思的是，这是白嘉轩第二次对人宣布“权当她死了”，第一次是她从家里逃走的时候。再联想到此前白嘉轩在城里要白灵回家，白灵不肯并且将铁剪子架到脖子上以死相逼，可以说自从白灵离家以后，每一次与白嘉轩的瓜葛无不是以生死相对，这一点对于白灵来说，一切都比较清晰，她要完全走属于自己的路，而对于白嘉轩来说，则是无论如何都搞不明白的。
姑父朱先生为白灵看的面相：“这种眼睛首先给人一种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这种傲气对于统帅，对于武将，乃至对于一家之主的家长来说是宝贵的难得的，而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整个白鹿原上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这既突出了白灵的特异，也预示了白灵此后人生的坎坷，可以说，这似乎是对白灵性格命运的一个构思提纲。我们看到，白灵在反抗并最终逃出传统文化的束缚上虽经磨难，但因自己的坚定和决绝尚能过关斩将获得新生，然而在即将面临的新的人生选择之中，却绝非单靠坚定和勇敢就能确保顺利。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质决定了无数像白灵一样的革命者在成功地冲出封建枷锁投身革命以后却都遭遇了意料不及的困难，可贵的是白灵到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信念和追求，因此她的不幸遭遇令读者在阅读时无不为之感到痛心。如果说这是诸多个体在总体的革命向前行进中可能付出的代价，那么这种描写显然相比此前同类作品的描写是有突破的，它没有停止于悲剧即将发生时的类似于“刀下留人”的情节陡转，而是直面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这也成为《白鹿原》一书在面对历史时的冷静与深刻之处。
比较白灵与田小娥两个女性反叛者的形象，是《白鹿原》人物研究的重要课题。首先，二者不在一个层次之上，田小娥具有反抗性，但基本处于低层次的水平，而白灵已经是现代社会里自觉的革命者；其次，田小娥的反抗具有盲目性，甚至还曾被人利用，而白灵则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事业的组织性和目的性；再次，二人的结局虽都具有悲剧色彩，都有含冤的因素，但田小娥是不容于封建的礼法，而白灵则是屈死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宗派与“左倾”。类似小娥这种被封建礼法所吞噬，以往的文本描写常常有女性当事人自我捆绑、甘当牺牲品的悲剧，作者在翻读志书时就见到不少这种心念节烈、为求褒扬的记载，他之所以要写小娥的不满和报复，这便是后来她所引起的瘟疫，体现了作者通过她对这种极不人道的现象的批判，田小娥的反抗性于此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但田小娥的形象同时又充满了诸多复杂的因素，作者似乎在她身上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同情与鄙弃、可怜与可恶并存，忽而站在弱者小娥的立场，忽而又站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宗法立场，终于使其反抗的意义显得模糊，读者也因此觉得困惑。而白灵的屈死则更多体现作者对革命过程复杂性的认识和反思，她的死让人神伤，虽然她率真耿直的个性对她的悲剧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但导致悲剧最终的原因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思考，让人嘘唏不已。无论作者写作时的倾向，还是读者阅读时的感受，又都明显体现出对白灵的关切和认同，这就是基本态度和对艺术效果的总体把握，这种充满难度的描写既体现了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谨，也体现了他的艺术勇气，正是这些方面，展示出了《白鹿原》的厚重。
●小说上一章写了鹿兆鹏与岳维山、白孝文在朱先生的书院不期而遇，本章又写白灵也来到书院，加上鹿兆海上抗日前线之前来书院与先生辞行和黑娃最后来书院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些或回不了家或不愿回家的人都把书院当作一个精神憩息之地，都愿意再一次接受朱先生的教导，当然还有白嘉轩每逢大事也必到书院找姐夫求教。因此书院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的象征意义与白鹿、祠堂这些关键词可以在一个层级。李杨认为：“白鹿书院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一块精神飞地，白鹿原的各色人等，如共产党人鹿兆鹏、国民党人鹿兆海、纨绔子弟白孝文、革命女性白灵，还有土匪黑娃，他们皆在外受新学干新事，但只要一回到白鹿书院，一站在朱先生目前，就有重受洗礼的感觉，在历史的流转中，他们道路各异，但一回到那里，皆烦乱除尽心中熨帖。这里似乎成了他们把自己联结于中国文化母亲的脐带。”[1]这其实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最有力的突出，也是对朱先生这位文化之父地位和影响的最有力的突出。除了这一方面的原因以外，也要看到书院与祠堂和家相比，在情感上具有一种缓冲的地位。上述兆鹏、白灵、黑娃和孝文都是家族、宗族的反叛者，他们不愿回家，不进祠堂，以示和传统宗法制度的对立，但书院和朱先生更多体现的是整个的传统文化，他们对此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也缓和得多，同时朱先生亦师亦长的身份和平静谦和的为人也全然不同于各自家长的粗暴和生硬，这使他们获得一种久违的长辈的关爱，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长久被抑制的亲情的一种转移性释放。正如朱水涌所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出走’已成为一种叙述历史的经典行为，它是冲破黑暗、反抗家族封建禁锢的有效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叙事中，‘出走’者往往就与自身的文化母体完全割断了联系，以此显示人物与过去、与旧文化的决裂，但意在揭示‘民族秘史’的《白鹿原》的叙事显然要深沉而复杂，它让文化母体的丝丝缕缕缠绕在那些‘出走’家园的人的心灵。”[2]小说中朱先生的书院，就是一个联结这种缠绕的节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书院虽不似祠堂那样体现宗法文化的庄严与权威，但它毕竟同时也是祠堂文化的精神资源，朱先生一边给下一代带来慰藉和温暖，一边也给白嘉轩带来道德实践的支撑，其中对付小娥的造塔方案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它与祠堂之间的区别，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相比于鹿兆鹏、白灵、鹿兆海以及下山以后的黑娃对书院和朱先生的割不断的情愫，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红卫兵”们似乎就走得太远，他们眼里的书院和朱先生已经完全成为不仅不值得尊重，而且应当被彻底抛弃和批判的对象，这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揭示。从对前者充满温馨的描述和对后者带有鄙夷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倾向，其中体现了他对近现代社会文化浮沉的深刻反思，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在文化的定位上，陈忠实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
●白灵的姑妈朱白氏跟白灵说起后者的退婚字条给父亲白嘉轩带来的伤害，在白灵这原本没当回事的事情，却让白嘉轩大伤脸面。朱白氏虽然仅仅说到此举对白嘉轩造成的难堪，但显然她也是站在传统一方的立场上的。不过，小说中却未提及朱先生对此的评价。从朱先生择妻时坚持须得自己看上一眼的描写来看，其实他并不赞同完全的包办婚姻，而且表示一旦自己看上的人即便“八字不合也是这个”，推己及人，不能不让我们觉得他在面对白灵这样有着一双独特眼睛的聪慧灵秀的女子时，怜惜和关爱应当使他会对她的婚姻归宿有着“理解之同情”。这一层面的细微情绪则是白嘉轩所不具备的。他虽然也疼爱女儿，却不可能违背他的信条，所谓“长于知礼义而陋于之人心”，在儿女婚姻大事上白嘉轩体现得尤为明显。朱白氏说他“苦就苦在一张脸上”，这就是“面子”，这个“面子”承载了白嘉轩的身份、地位、人望和口碑，是礼教观念和人格精神的融合，他看得如同性命一样重要。只要婚姻观念不改变，人的权利观念不改变，白嘉轩就会把这事与他的“面子”紧紧挂钩，成为他“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灵与白孝文兄妹在县城相遇，二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表面亲近、内里却十分疏远的对话。作为兄长，白孝文不失其关爱、教诲的身份，而白灵则透出敷衍揶揄的口气；白孝文一再强调他与白灵都有有家难归的共同点，而白灵则深为兄长的职业行径所不齿。这两个同为父亲的敌人的兄妹，相互之间没有遵循“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旧例，反而成为新的敌人，因此当白孝文对白灵说“咱们相依为命”时，白灵的内心其实充满了轻蔑。白灵与白孝文这对亲兄妹成为政敌，而白灵与鹿兆鹏这对同宗兄妹却成了战友，后来更成了恋人，而白孝文对没能抓住鹿兆鹏这同宗兄弟深感遗憾，这些事儿都是白鹿原上老辈人所无法理解的，因此也是白嘉轩的《乡约》文化所难以面对的。有趣的是朱先生在此前后与他们三人都有相处，明显难以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实质的影响，预示着传统的以“孝”为先的礼法的让位，历史已经到了一个开演新戏的时代。
●20世纪30年代西安市民的生活状态和愿景我们可以从白灵二姑父一家了解，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二姑父勤恳本分，也怀有家道盈富的憧憬，只是这在那个环境下不过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憧憬。他希望通过女儿的高攀婚姻给自家带来好运，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尽管跟白灵相比，他们的人生未免太过于灰色和平庸，却是大量普通市民正常的生活情景，正是在这种反照中，我们看出鹿兆鹏、白灵的特殊之处。当国民政府的官员把“好运”送到白灵面前的时候，这正是二姑父对自己女儿的梦想，白灵对此却无动于衷，极尽揶揄调侃的语气，体现了她内心的鄙视。所在教会学校同学不断地被抓、遇害反倒是更坚定了她献身革命的意志。
●鹿兆鹏领着白灵在西安的啰唆巷15号里进行加入共产党的宣誓：“白鹿原上两个同宗同族的青年正在这里宣誓，向整个世界发出庄严坚定的挑战。”这个世界既包括白灵的父亲白嘉轩代表的传统秩序，也包括鹿兆鹏的父亲鹿子霖所卖力的现实秩序，这是白鹿原上新升起的力量。他们当下所面对的主要对手自然是国民党执政当局，从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反叛而出却是他们走上信奉革命之路的第一步，只有迈出这个门槛，才会有新的人生追求和奋斗，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联系但又不完全一样的逻辑关系。黑娃可以说也迈出了第一步，并且也曾参与农会斗争，但显然没有真正达到进入第二步的自觉。在以往的文学描写中，我们所见到的大都是将这二者混同而不加区分的情形，也就是将旧传统秩序与当下统治秩序当作一个对象，只看到他们作为革命力量上的共同的一面，没有注意到政治上的你死我活与文化上的相互对立之间的差别，像岳维山、田福贤对付鹿兆鹏的“必欲除之”和白嘉轩对待黑娃的竭力挽救明显就有所不同，而像《红旗谱》这样缺少文化视角的作品，在这方面就显然没有类似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也是家族小说，在那里面家庭的出身成分成为一个决定人物人生最终选择的重要元素，与周家的工人、陈家的买办和何家的地主这些不同背景直接挂钩的是面对当下统治秩序的不同态度。
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白灵实现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她和鹿兆鹏畅谈着对革命的信念和忠诚，不约而同地神往起家乡人所憧憬的白鹿，白灵更是直接说道“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这里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二人心里具体化为白鹿所呈现的吉祥。从理论上说，这种联系或比喻并不严谨，或许还体现了白灵身上的某种幼稚和浪漫，却是很接地气的、很率真的一种表达，给人传达了一种具体而可感可触的温馨。首先这是白灵心目中所曾拥有过的最美好的图景，其次她是白鹿原上所有人，包括所有弱者都能领受的幸福，最后她是把一种本来比较抽象的理想化为很生活化的图景，这样就更加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在里面，除了原有的信念的力量，还能激励感性的兴奋与投入。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明显的。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黑娃总是嫌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硬太直，就一直成为心里的梗，是一种属于他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尽管他知道白嘉轩对他好、对他仁义，但这一切都没有成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也改变不了上面的“梗”在心里的难受，因此非得通过某种行为得以释放不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家族乃至宗族甚至民族可能都是这样。小说创作一旦触及了整个民族的这种“梗”，就可以说是“揭示了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写《白鹿原》本就有这种抱负的。揭示得如何，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这里就白灵和黑娃两个人物而言，通过揭示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来表现他们的行为选择还是十分深刻的。
注释：
[1]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2]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