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章故事梗概：白嘉轩前六房女人结婚之后都很快死去，父亲在他第三房女人死后突然暴病死去，留下的遗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母亲一再坚持“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白嘉轩还是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灰心，冷先生劝他去找找阴阳先生。
●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小说第一句话是有点噱头的，有评论家已经指出这是模仿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也许有读者会以为这部作品有很多这样的模仿，其实并不如此。事实上，这句话本身也不太属实，白嘉轩自己后来引以为豪的事情似乎也不是娶了七房女人。如果真是这样，白嘉轩也不会成为后来的白嘉轩了。但也许这句话太有吸引力了，也太适合做一篇小说的开头了，因此作者便索性布了这个烟雾，用了一个时髦的开头。评论家蔡葵就说这第一句话就把他吸引住了。[1]有同样感受的读者肯定也不少。雷达先生认为这个开头“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化性”[2]。生殖崇拜和雄性能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话题，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语境里，这两者相比之前小说常见的话题都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和大众性，以此吸引读者的关注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文学风尚的痕迹。雷达所说的“疏离社会性”和“强化文化性”的角度对理解全书也有一种总体提示的意义。
“娶了七房女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当是与男主人的“性”有关，这确实不错。事实上却不止于“性”，“性”后面的繁殖、传宗和延续才是真正的落脚点。由“性”开头，抓住了读者，进去以后，堂庑渐大，小说要表达的世界才逐渐呈现出来。有论者指出：“小说《白鹿原》的开头绝不是孤立的开头，而是一个宏大结构原点，既涵盖了全书的历史哲学和民族秘史，又隐藏着全书的结构逻辑和叙事策略。”[3]随着接下来阅读的展开，笔者以为确实能逐步体会到这一点。
●本章写白嘉轩前四房女人之新婚及死去，都是第三人称的视角，显然表明她们在白嘉轩心中没有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完成的无非是一个数目的意义，但如何避免雷同，这对作者也是考验，因为毕竟后面还要写三个，而其中的第七个非浓墨重彩不可。第一个只是简单的概述，没有细节，突出的是“十六岁少年”的慌乱。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开始有了细节，但相互有所不同。不过也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没有后来三个那样对新婚男人——白嘉轩的恐惧，因此与一般人的新婚之夜并无区别，可以说，还不是真正属于白嘉轩的故事。
小说在连续的死亡描写中开始，并且并非因为战争、瘟疫及屠杀，而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正常性”现象，这也体现了作品的与众不同，至少在可读性方面体现出了吸引读者的特点。评论家陈晓明认为“死亡在小说的叙事中起到开篇引导、铺垫和转折的作用。没有死亡就没有新生，就没有历史的开始和展开。死亡如此重要的决定性构成了小说的背景和支点，当然也是断裂、陷落与幽暗——它总是与美丽、美好相关，在美丽鲜亮的另一面，总有幽暗和死亡如期而至”[4]。他从死亡引导新生的角度来考察小说中为何出现那么多的死亡描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白嘉轩父亲白秉德的死，引来白嘉轩通过换地获得新生。但小说中还有一系列的死亡，除了白嘉轩和冷先生之外，老一辈的像朱先生、鹿三、鹿子霖、仙草、赵白氏、田福贤和年轻一辈的黑娃、白灵、鹿兆海、田小娥都相继死了，其中的原因和意涵就比较复杂了。
当第四个女人死后，当事人白嘉轩开始害怕，村里人也开始有了议论，这更为后来到“七”的数字做了铺垫。值得注意的是，白嘉轩父亲白秉德却不为所动，只有一句话“再卖一匹骡驹”，言下之意也就是再用一头骡驹换回一个女人，加上之后第五个女人死后母亲对他说的“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这就成了白嘉轩从父母长辈那里继承的关于女人的定义。甚至前面“四个女人相继死亡他都不能亲眼看见她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被母亲拖到鹿三的牲畜棚里，身上披一块红布，防止鬼魂附体”，一个未给家族留下后代的女人就是如此的结局。这个传统观念在白嘉轩此后一生中影响深远，当然这个观念是附着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下的，虽然作为一个杰出的族长，他会为此增添延伸若干内容，但基本态度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小说中写到的白嘉轩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另一个东西是善待自己的长工，能与用过的长工结为交谊甚笃的朋友，这一点在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小说强调的这两点，都是待人的，体现了浓厚的文化观念，突出了这种文化观念通过家族传承的特征。
●作为一个外乡人，冷先生在小说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作者常常从他的角度来对白鹿原上的是是非非进行观察和评价，虽然他并不完全超脱事外，但至少比其他人更冷静客观。在其正式登台之前，作者用一段文字写他的为人和做派，正是要为他的这种角色形成铺垫。一句“他永远镇定自若、成竹在胸”以及在乡人中的好名声确立了他在原上的分量，此后有关他的文字读者不可不予重视。
● 白秉德喊冷先生“冷侄儿”，这跟后面冷先生与白嘉轩同辈相处是一致的，包括成为儿女亲家。但前面介绍冷先生时，说他四十多岁年纪，似乎偏大了些。因为白秉德此时正“过了五十大关”，而白嘉轩在父亲死后，娶了第五个女人，半年后女人死了，他也还只有二十几岁。这样就年龄看，冷先生似乎应该比白嘉轩大一辈更合情理。但若那样，后面的情节就又两样了。虽然民间的辈分称谓并不严格依照年龄，但非血缘的敬称往往还是考虑年龄因素的，所以这里冷先生的年龄不知是作者为了后面情节的需要有意为之，还是由于疏忽。
●小说写白秉德从暴病到死去，略去了他对儿子白嘉轩的临终交代，却在后面通过白嘉轩的回忆视角予以重现，这突出了白嘉轩经历的诸多亲人死亡中“父亲的死亡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记忆”，因为父亲的死亡经过同时是他与父亲两代的精神交接，尤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遗嘱在白嘉轩心目中成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关于白嘉轩父亲白秉德的文字虽然不算多，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重要体现在他的临终遗嘱“你绝了后才是大逆不道”作为一种遗传基因深深烙进白嘉轩的心灵，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家族——宗族立场是作为他的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我们理解白嘉轩全部故事的文化背景和前提。因此，白秉德的“父亲”身份超越了具体的、实在的“这一个”，而同时具有象征的、抽象的意义，他不仅是白嘉轩肉身意义上的父亲，更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源头，这也是白嘉轩一生将“先人”看得重于一切并以此制定所有规则的原因。
●小说写白嘉轩父亲死后，母亲为他张罗娶亲，他惊异地发现：“母亲办事的干练和果决已经超过父亲，更少一些瞻前顾后的忧虑，表现出认定一条路只顾往前走而不左顾右盼的专注和果断。”这其实是在写母亲性格对白嘉轩的影响，后来的白嘉轩也基本是这样的行事风格。前面是父亲临死前的“言传”，这里是母亲的“身教”，在白嘉轩人生成长的重要关头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层意思是传统文化中的乡村妇女在有夫和成年已婚的儿子的情况下，她们的做事能力常常是被掩盖着的，反倒是在类似白嘉轩这种父亲已死而自己尚未成家的情况下能偶尔展示出来。后面写鹿子霖家里男人坐监、儿子一死一走，只剩下鹿贺氏时，她却表现得异常敢想敢干，也是突出了这一点。而更多的女性的主动性才干在所谓正常的环境里普遍则是处于广泛地被压抑的状态，这个由男人们主宰的世界注定是要让女人们充当既“在场”又“缺席”的角色的，只有像田小娥和白灵这样的“出轨者”才会对此公然冒犯，这是后话。
●小说中对白嘉轩父亲白秉德去世时间的选择颇有讲究，这个时间是白嘉轩已经娶了四房女人，但都很快死去，没有留下子嗣，因此他一方面必得再娶，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担心，这让他处于一个惶恐的状态之中。母亲白赵氏的果断和担当为他渡过难关提供了帮助，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小说要显示他究竟如何去开辟属于自己的“族长时代”。虽然父亲去世，他的遗嘱和影响还在，母亲也能够帮助他，但白嘉轩自身的因素显然更为重要，他的一切皆要依照父亲的主张和安排去做已经结束，他要在既受宗族文化和传统的制约又要独立面对时势的“情境”下开始他的故事，这个开始的标志就是父亲时代的结束——葬礼。
●第五房女人卫家三姑娘新婚之夜的遭遇可以用悲惨来形容，这在七个女人中是最特别的。虽然由父母做主并无爱情可言这一点与前四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她对白嘉轩死了前面四位的恐惧，那些个关于白嘉轩的流言给她极大的心理压力，女人新婚的快乐和憧憬完全被害怕和担忧所取代，这跟一般情形下的婚礼的喜庆完全相反，而她除了乞求白嘉轩之外也无计可施。结果是“不仅没有引起他（白嘉轩）的同情，反而伤害了他的自尊，也激怒了他”。最终结果是给她造成无法排除的心病，以致神情恍惚、半疯半癫。“她肯定从未得到过做爱的欢愉而只领受过恐惧，她竟然无法排除恐惧而终于积聚到崩溃的一步。”显然，这个悲剧的结局，白嘉轩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虽然卫家三姑娘只是七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作者要表现“命浅福薄”之人浮不住白嘉轩这样的贵人，因此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三姑娘本人的福分不够，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应当看到白嘉轩作为男人的粗暴和蛮横。这种粗暴和蛮横正是来源于前面提到的他所接受的文化与传统，女人在他眼里只不过是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糊窗子的纸”，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决定权和话语权，她们面对恐惧也只能接受，这种接受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在面对男人的强大时无能为力，这种强大包括身体的强大和观念的强大。白嘉轩似乎觉得这个女人不过是他完成传宗接代使命的众多数目中的普通一个，根本没有想到她从嫁给白嘉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交出了她的全部，除了传宗接代，还有她对生活的所有寄托，但这一切在白嘉轩眼里都是忽略不计的，作为女人一生活着的全部意义在白嘉轩看来似乎只在意与他有关的那一方面或说是那一点。其实其他几个女人的命运也大抵如是，除了仙草，因为她生下了儿子，才有可能在之后将其他方面慢慢复活过来。
●五房女人的死去让白嘉轩心情大坏：“他觉得手足轻若，没有一丝力气，一股轻风就可能把他扬起来抛到随便一个旮旯里无声无响，世事已经十分虚渺，与他没有任何牵涉。”此种状态的白嘉轩与后面始终充满着生活斗志、遇到任何难题都不退缩的状态截然不同，这在小说中对白嘉轩形象的描写也是仅有的。问题的关键就在此时的他尚未进入他在小说中“真正的角色”，或者说，他正为无法进入这种角色而纠结，甚至沮丧。此时正是母亲作为家族力量的新的象征，一方面秉承丈夫的遗志，另一方面施展自己曾被压抑的果断，在白嘉轩的身后将他朝属于他的角色位置重重地推上一把，她在把这种力气传给白嘉轩的同时，也把一种“认定一条路只顾往前而不左顾右盼的专注和果断”的气质输进了儿子的体内，从后面白嘉轩为人处世来看，他倒是非常明显地继承了母亲身上的这种禀赋。
●接下来第六房胡氏的反抗与卫家三姑娘的乞求相比，结局完全不同，白嘉轩接受了她百日后再解裤带的要求，这是否意味着白嘉轩开始改变观念尊重女性了呢？显然不是。他接受的原因在于：其一，胡氏的美艳让他有了怜爱之心，这是男人的感性对理性的影响；其二，前面连续死了五个不能不对他的心理造成影响，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心肠再硬也不会无动于衷，对自己的身体特征产生疑虑也是情理之中，他为此也做过观察和验证，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疑虑减弱（并非消泯）了他的意志；其三，他接受了冷先生提出并征得胡氏赞同的缓冲建议，服“百日滋阴壮阳”的药剂。服药百日既然是冷先生的建议，不仅可以打消胡氏的顾虑，更可以让自己踏实，毕竟百日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百日过后一旦解禁，虽然胡氏十分放纵，但心底对自己作为白嘉轩第六房女人的隐忧并未消除，她做梦梦到前面“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撕她、打她、唾她”，这种景象似乎正是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所恐惧担忧的情形，不过不同的是将一女嫁过二夫变成了一男娶过几女。尽管白嘉轩请了法师来捉“鬼”，但最终仍无济于事，因为那“鬼”实际上是在胡氏的心里头。当然，在白嘉轩的年代，一男娶过两三位女子并不少见，但胡氏毕竟是第六房，这就使她的心里隐忧显得不奇怪了，“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撕她、打她、唾她”其实正是她自己对自己能否免入覆辙缺乏信心，这同时也为后面第七房女人仙草的不同寻常再次做了铺垫。
注释：
[1]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3]李定通：《谁的“白鹿原”——话语的争夺与改编的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4]陈晓明：《乡村自然史与激进现代性——〈白鹿原〉与“90年代”的历史源起》，《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