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本章故事梗概：白、鹿两姓的由来及村庄的历史，体现了族规与祠堂在宗族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白嘉轩与鹿子霖搭手整修祠堂，创办学校，得到村民和朱先生的认可。年轻的黑娃自小就露出特异的性格，他在白嘉轩的帮助下上学念书，与白孝文、鹿兆鹏成为同窗，接受徐先生的教育，留下了一系列难忘的童年记忆。

●白与鹿虽属两姓，但早先源于一脉，至今仍合祭一个祠堂，承认共同的祖先，而且族长由长门白姓的子孙承袭下传，这是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白嘉轩当族长，受的是“天命”，这无可动摇，但其中也须人为，还需要当事人主观上的努力。小说里写在“父亲过世后的头几年里，每逢祭日，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候，总是不由得心里发慌；当第七房女人仙草顺利生下头胎儿子以后，那种两头发慌的病症不治而愈”。这就是作为族长继承人的白嘉轩需要自己去做到的，因此，为这一点，白嘉轩娶七房女人就不奇怪了。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白嘉轩“人为”的方向和动力，只要白嘉轩认同这种机制，他就只能这样努力，也只有白嘉轩拥有这样的条件，他才可能和需要这样努力。

●重修祠堂、兴建学堂以及接下来的推行《乡约》，白嘉轩与鹿子霖相互搭手，显示了很高的效率，也为白鹿村营造了和谐、仁义的氛围。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乡村里的能人总体上似乎并无矛盾对立，反而是心愿一致、携手共事。在基本的价值观上，鹿子霖仍然属于传统的范畴，持家上重视耕读，婚姻上讲究父母之命，名声上看重乡里口碑，他初见《乡约》文本时也发出由衷的认同与感慨，但在逼仄的传统格局之内（其中主要的就是权力秩序的产生与运行机制），这类具有较强能耐的人又会伺机寻找对既定秩序产生怀疑和挑战的缝隙，这是《白鹿原》为我们提供的一个非常深刻和独特的发现，它涉及的是个体独特的内在心理和诉求。鹿子霖事后发觉与白嘉轩搭手完成的一切增添的都是族长白嘉轩的功德，他并没有得到什么，这就开始显现出两人之间的联盟的脆弱性。这个交代很有必要，它实际上为鹿子霖下一步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徐先生受朱先生所荐来到白鹿村学堂执教，他在开学仪式上表明：“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会两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两字。”仁义为先，这是儒教文化的传统，我们也绝不否认徐先生确实做到了尽职尽心，但实际效果呢？这恐怕又非他能一厢情愿的了。孝文、孝武、兆鹏、兆海，还有黑娃，都是这里的学生，他们中又有谁真的做到了徐先生心目中的“仁义”了呢？其实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千百年的传统教育都强调这一点，因此徐先生所说的“教会”两字大有讲究，是嘴上会还是心里会，或者是行动上会？是真正成为内心的信条，还是只不过是表面的装饰？当然有没有这种教育结果毕竟是不一样，但如果只是满足于这种笼统的乐观，恐怕与我们在“仁义”教育上的巨大付出并不匹配，其中大有值得探究的空间。

●黑娃小时对白家（白嘉轩）父子和鹿家（鹿子霖）父子的不同态度，预示了他性格方面的基本特点，即偏于感性而不重理性，偏于性情而不重规矩，这对他前半生的人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当中心理感受尤为突出，特别是从童年时代种下的心结。白嘉轩送他上学，目的在于他能知书达理，尽管这个“理”有他白嘉轩的标准，但黑娃似乎不是顺着这个道成长的主，他注定是要在世事的摸爬滚打、跌跌撞撞中长大。谁会知道他的情感世界与其父亲鹿三想象的会有那么大的距离？他在心里对兆鹏兄弟和孝文兄弟的比较以及延伸到对白嘉轩、鹿子霖的感觉让他产生亲切可近和正经八百的反差：在兆鹏兄弟面前他能觉得轻松，觉得亲密无间；而在白家父子面前则只有紧张，甚至自卑，这种紧张和自卑会带来压抑，日后不定要伺机寻找着释放的可能。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与这种童年经历有着内在的必然性，这是一个有深度而值得研究的心理个案。他第一天上学，孝文主动给他学习用的笔和纸时，受到感动的是他爹鹿三，而他本人则几乎是无动于衷；而他母亲每晚叮嘱要他好好念书以对得住白家的好心时，得到的回答也是“干脆还是叫我去割草”。当兆鹏兄弟和孝文兄弟陆陆续续离开学堂后，他扛着独凳走出学堂，留给徐先生的话竟然是“先生啥时候要砍柳树股儿，给我捎句话就行了”。这份“成绩单”基本宣告了白嘉轩一番苦心的白搭，也是黑娃下一步人生的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