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本章故事梗概：黑娃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并处死了游击队的叛徒。他最后一次去看望朱先生，听他讲论天下。朱先生拒绝了岳维山要他发表反共宣言的要求，完成了县志的最后编撰和印行，叫来全家吃过团圆饭后平静离世，留下了独特的遗嘱和感言。
●黑娃与韩裁缝的合作以及处死陈舍娃等等，似乎就像安插在保安团里的地下党，这种描写虽然基于此前他跟鹿兆鹏的关系，但毕竟交代不很充分，就像前面已经论及的他与兆鹏之间的默契一样，总感到多少是出于兆鹏对他的无保留的信任，但仅于此，似乎还有某些单薄，给人一种交代不很清楚的感觉，因为此时的黑娃对未来、对前景似乎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学为好人只是一种对自身的修养要求，并不直接涉及当下的政治态度。他之后去拜望朱先生，还很忐忑地问道：“先生依你看，他们能得天下不？”因此，充其量黑娃应该算是一个曾参加过革命、至今仍对革命有着同情、可以争取的对象，这跟小说里实际呈现的成熟应当有所区别。
●黑娃最后一次去看望朱先生，两人的谈话表面上虽然轻松，却难掩心底的沉重。黑娃对未来呈现的是茫然，是一种学为好人却无处着落的忧郁，而朱先生对自己在时下无处依归即将谢幕早有预感。他不愿为岳维山发表“反共宣言”自是不肯当人工具，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其中也许也带有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等的依稀认识。他精心编撰的县志虽然在文化继承和保护上功劳不菲，但在那个年代，却只能靠自伐书院的老树以抵印资。他说县志印成，他便完成了在世上的最末一件事，其实这并非真正的心里话，而是一种知其不可为的无奈，一种想做很多事而根本不可能再做的清醒，这种既清醒又无奈的状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里心灵难以落地的又岂止朱先生一人！他利用送书的机会又一次游览滋水故地，所得的感受十分大气和深刻：“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县的滋水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这样的山水对钟情于自然的人来说当激起对生活和未来的美好憧憬，朱先生却是满心的无奈，其间的反差形成一种审美张力使文本意蕴显得厚重而绵长。
●朱先生走了，走之前似乎对自己的命数相当清楚，履行了他力所能及的应有程序，与山川、故土和家人之间十分平静而又不露声色地告别，吃饭、剃头，与平时并无特别两样，心里却是了如明镜，留下一切从简、不要喧嚷的遗嘱，一个人居然可以这样离开世界！可以说既了无遗憾又充满遗憾，既无病无灾又愁绪满腹。他走了，带走了他的清醒和无奈，也带走了他的睿智和困惑。当然，他还留下了他的人格和风范、他的故事和县志、他注入弟子心间的精神和文脉、他为百姓树立的好人的凤仪……黑娃的挽词“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和白嘉轩的慨叹“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啰”仿佛内外两个不同角度对他的盖棺论定。而沿路“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小村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这是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表达了民众的崇拜。作者并没有让先生走在功成名就、充满光环的氛围里，相反倒是充满纠结、失落和诸多不解的状态中，真正体现出一幕文化挽歌的景致！他在后来被挖掘出来的砖石上留下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代表了他对世事和人事的总体态度，也是他站在传统文化角度对时局的诊断，虽说是入木三分，但换个角度也说明了他与时代的脱节，他的思想和判断基本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以之衡量新的时代，难免方枘圆凿，与情节不符。先生并不迂执，为人为事也不死板教条，甚至在诸多事情上与传统的“儒教”要求并不符合，尤其少言儒家的纲常伦理，比如选择妻子需经亲自看过一眼，他留下的那些格言警句，比如“不义之徒自有灾池等着他，何必你兴师动众”“朋友之交，宜得删繁就简”“民族英魂是不论辈分的”等等，虽然充满智慧但并非儒家教条的演绎，以至毛崇杰先生认为此“关中大儒”并非“真儒”，或乃“现代-后现代大儒”[1]，即作者立足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对儒学的言说产物。但无论怎样说，朱先生在社会人生的基本观念上，只能属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一脉，其中虽不乏今人普遍难以做到的种种品格，但毕竟与现代社会的潮流与旋律有着隔膜。起初先生办书院，但在时势的动荡中，传统的书院已再无生员；后来是精心修志，但在诸多方面也是困难重重。讲学意味着维持伦理，修志意味着塑造历史，这本是传统宗法制度得以维持的两大支柱，当这两点都遇到了困难，朱先生的生命意义无疑受到了限制。谭桂林先生认为先生也姓朱，而理学的大师朱熹的讲学地也叫白鹿洞书院，与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只差一字，这“也许并不是完全巧合”[2]。换句话说，朱先生一开始和后来基本的态度还是属于“儒”的，其身上体现出的“似儒而非儒”的一面，正是作者立足当代文化语境对儒学的反思和言说，寄托了一种现代性背景下的对传统的重构，我们除了要懂得黑娃和白嘉轩将朱先生推崇为圣人的“故事发生年代”的意义，更要懂得作者心目中这一圣人的“讲述故事年代”的内涵，此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对朱先生的塑造，明显具有现代性意义上的想象。
●小说中把白鹿的传说当作白鹿原人最美丽的故事和期待，而这只白鹿在作品中除了传说中的以外一共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白灵遇害时变身白鹿托梦给家人，一次就是朱先生离世之时，可见作者心目中这两人作为“白鹿精魂”的重要性，按李杨先生的话说，“这两个人物，恰好是小说《白鹿原》的灵魂。他们是小说主题最好的承载者——白灵用来反思革命，朱先生则被用来回归传统”[3]。但在后来改编的电影中，这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被编导删掉了，这就使电影《白鹿原》的思想和艺术内容与小说原著之间差异太大，这很值得专门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影视改编的学者予以关注。
●在笔者拥有的《白鹿原》较早的版本里，包括1996年8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的《陈忠实文集》的第四卷《白鹿原》里，本章最后还有一段话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掉了，删掉的原因在作者出版于2009年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和邢小利著的《陈忠实传》中都没有提及，但在本书前面提到过的何启治的《永远的〈白鹿原〉》一书中专门做了交代，这跟1997年12月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有关。针对当时有些人对《白鹿原》提出的不同意见，评委会“从总体上肯定《白鹿原》是一部艺术精湛的长篇佳作，在作者接受修订意见后决定授予茅盾文学奖”[4]。也就是说作者是以删削过的《白鹿原》（修订本）最终获奖的。当时评委会的意见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5]另外一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关于性描写。“鏊子”的比喻在修订本中依然存在，与原版本并无改变，修订本中删掉的却是朱先生死后有关墓穴砖石上的文字。那么这段话写了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个男学生用语言批判尚觉不大解恨，愤怒中捞起那块砖头往地上一摔，那砖头没有折断却分开成为两层，原来这是两块磨薄了的砖头黏合成一起的，中间有一对公卯和母卯嵌接在一起，里面同样刻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在这段被删掉的话之前，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有一块砖头的两面分别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和“人作孽，不可活”，比较一下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是同一意思的延续，表现了朱先生对当时时局的失望，有了后一句，更突出了失望之外的愤懑，但都缺乏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明确倾向，而是试图以笼统的文化立场表达对政治斗争的排斥甚至厌恶。从文本表达的角度，结合朱先生的性格，其实后一句话也确实可以不写，因为前一句引用的古语已把朱先生想要表达的立场基本上写了出来，后一句倒是像为这种立场确立了一个具体的针对物。其实对朱先生这样睿智的学者，在他临死留下的文字中，我倒觉得是更虚远一些、所指范围更开阔一些、更哲理一些更符合他的身份，也更有文化上的启示性，至于具体所指，可以由不同时候的读者去领悟和理解，所以，修订本的删掉部分，不论从其他方面的原因，还是就文本本身而论，亦无不可，至于删掉段落中所写学生们的表现，那本来与小说情节没有大的关系。若说其中表现了朱先生的某种预见性，那现有的文字里已经有体现了。关于要求作者修改，上面提到的何启治先生在《永远的白鹿原》一书中，披露了自己作为原书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在当时的看法，他提出了三点：一是“修订并不是如有人所顾虑的，是伤筋动骨而至于面目全非。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二是“如果我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委，我会痛痛快快地给《白鹿原》投上一票，而不会要求它进行修订。因为《白鹿原》在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厚审美意蕴上的出类拔萃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至于作品的缺点，那是世界文学名著也在所难免的，是改不胜改的”；三是“如果《白鹿原》的作者只有作适当的妥协才能使它获得茅盾文学奖，那么，我是理解并且支持作者作适当的妥协的。因为《白鹿原》获得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之最高荣誉，对繁荣长篇小说创作有利，对发展整个当代文学有利”。这三点意见概括起来意思是：可以不改；若为获奖，可以修改；实际改动不大。何启治先生出于对小说的厚爱可以说考虑得非常全面和实际。郜元宝先生有一段评论虽未涉及“评奖”问题，但似乎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看作是对此的看法，他说：“如果舍弃人性和文化，纠缠于鏊子之喻是否模糊了社会政治史叙述应有的价值判断，甚至争论《白鹿原》是不是一部针对现代革命历史的翻案之作，是否颠覆了传统固化的现代史观，如此解读法，并不适合于这部主要着眼于人性和文化的长篇。”[6]
●《白鹿原》里涉及的时间下限最迟的是关于鹿鸣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及母亲白灵死亡过程的文字，那是20世纪的80年代。这个年代对鹿鸣能够了解历史真相有重要意义，但毕竟不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最迟的下限就是本章中写到的20世纪60年代“文革”中红卫兵住进白鹿书院闹革命以及“又过了七八年”又有一群红卫兵到朱先生故里来掘朱先生的墓。朱先生因他特有的文化身份而成了特别的沟通历史的存在。当然时过境迁，最能留存的东西无疑是文化，最能穿越时间的也是文化。假如真有白鹿原（事实上也的确有），那原上的人们今天能够对外夸耀的，我相信依然还是朱先生所代表的文化。就时段上说，从白嘉轩开始他的故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差不多正好一个百年，小说《白鹿原》也就是这百年中国文化从乡村角度的一个俯瞰。如果从这个“百年”的角度来看，作者之前用的“翻鏊子”的比喻以及这里写的朱先生刻在砖头上的文字，似乎正体现了小说创作的年代——20世纪八十九年代国人经历了一系列动乱之后对民族命运的一种深刻认识，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思想和文化深度的揭示。但作者通过朱先生之口说出这个话，又让人觉得认识和反思还不够深刻、透彻，似乎是与他无关的另一种文化影响的产物，或者还以为他“背弃”了他所信服的传统文化。这里表现出作者一方面要表达出写作小说的年代受到当时思考“国民性”思潮的影响进而对种种现象的反思，另一方面对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并未能给予真正清晰的探究，许多问题似乎只停留于表面甚至是想当然。
注释：
[1]毛崇杰：《“关中大儒”非“儒”也——〈白鹿原〉及其美学品质刍议》，《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2]谭桂林：《论〈白鹿原〉的家族母题叙事》，《河北学刊》，2001年第2期。
[3]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4]何启治：《永远的〈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5]同上。
[6]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