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一个坚持了多年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现实主义的基本方法仍然体现在陈忠实《白鹿原》的写作当中，同时他还借鉴和运用了国外魔幻现实主义等新的手法以及源于民间的某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学表现手段。作者始终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为创作追求，力求写出带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艺术世界。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不同于以往“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手段来刻画人物，使得以往农村题材或家族题材小说中出现过的诸多乡土文学人物在《白鹿原》中能别开生面，显示出性格的丰厚和心理的深刻，具有耐得住读者细心品味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作为传统文化“人格神”的朱先生的所作所为，还是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明争暗斗，还是白嘉轩与宗族内下一代的恩恩怨怨，或是下一代白孝文、鹿兆鹏、黑娃和白灵等的人生起伏和坎坷，都是在一种新旧文化转换替代的大背景下予以展开的，都将这些人物的性格形成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影响相联系，而最终他们的不同结局也为读者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博弈与文化的变迁以及给人的命运带来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必然会对曾经面对过的诸多严峻问题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所选取的几个富有特色的意象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表达作品的思想内涵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成为整个小说中让人难忘的亮点，其中的白鹿、鏊子尤为突出。

小说取名《白鹿原》，“白鹿”意象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它代表着作者心中的理想和期盼，它的洁白和温顺象征着生活的和谐与美好，人人都渴望沾得它的瑞气；同时它又似乎是人的命运的某种寓示，充满某种神秘和玄幻，与实际的生活大相径庭。这一意象的存在，为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活动提供了一层充满想象的色彩和对应，使文本的内涵空间更具艺术的张力。小说中与之天然相近的两个人物分别是朱先生和白灵，而通过人为努力得到白鹿祥瑞的是白嘉轩，其中所寄寓的作者的意念值得玩味。

“鏊子”是朱先生用来比喻原上田福贤、鹿子霖与黑娃的农会之间的斗来斗去的词语。朱先生不懂得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但他忧患于民族内部的苦难，渴望以“仁义”凝聚民心，这虽然与当时时代潮流不免背离，但毕竟流露的是一个期盼“为万世开太平”的智者的心声。白嘉轩正是基于这一态度，确立了他在时代演变中的文化立场。如何评价这一比喻和态度是一回事，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小说中的提示意义是另一回事。

另外小说中白灵和鹿兆海通过掷铜圆的方法来决定各自加入国与共的哪个党派，表面上看似乎将政治选择视同儿戏，但考虑到行为发生时的具体历史情境和两个当事人的思想实际，这种描写并不草率，反而为之后随着思想上的不断成熟而做出的选择做足了铺垫。这种前所未见的写法其实收到了更好的效果，体现了作者敢于创新的精神自信。

小说结构谨严，故事绵密。作者在叙述上多处采用倒叙、补叙等手法，以保持整体叙述的流畅和紧凑。小说结尾，白嘉轩面对成为县长的儿子和已失去理智的鹿子霖，脑中想到的是小说开头他处心积虑地与鹿子霖换来“风水宝地”的情节，既有得意，又有忏悔之意，似乎给人的感觉既是想让一切回到开始，又认可所有的现实即为合理。小说似从终点回到了原点，又仿佛是一切都只能是另外的开始。这个结尾不仅起到了对开篇的呼应，也指向了更开放的意义空间，十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