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子霖因与加入共产党的儿子鹿兆鹏之间的瓜葛嫌疑被抓捕入狱，白嘉轩设法加以搭救。黑娃率土匪归顺保安团，出任炮营营长，再次结婚后爱上读书，并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回乡祭祖，表现出对之前行为的真实忏悔。鹿三却到死也没能振作起来。
●国民政府对行政机构改名，将乡约变成了保长，似乎也暗示了基层官员职能的转变，由原来的“约”变成了“长”，弱化了文化规约，强化了政治权力，明显地突出政治斗争的需要。至此，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乡贤治乡模式已经让位给了乡官治乡模式[1]，宗法社会传统虽然在乡村仍然有着影响，但基本是作为一种民间的力量在起着作用，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已经失去法律意义上的话语权。面对鹿子霖的被捕收监，白嘉轩、冷先生也都和旁人一样猜不出缘由，得通过白孝文、黑娃这些“体制内”的人去打听。
●关于鹿子霖被捕的原因，村里人的各种猜测，其实也正是对他一生为人的一个总结，分别从法律、政治、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猜测的确都指向鹿子霖的硬伤。虽然最终的原因还是政治上的，小说却让白嘉轩从文化上来为其诊断并寻找病因，他的结论是鹿家“家风不正，教子不严”，其结局是无法违抗的，从而也更加坚信自己处世治家的原则。白嘉轩的结论能够给人很大的启示，但小说中对此过程展示得并不充分，也很难说能令读者信服。首先，白家四子女、鹿家两儿子，说鹿家的鹿兆鹏家教不严，那白家的白灵在遵守传统规矩上岂不一样？况且他们的私德并无大亏，倒是白家的白孝文令人不安，虽说他的堕落与鹿子霖有关，但根子还在自身；其次，面对子女的教育两家也都同样重视，虽说白嘉轩坚持耕读传家，但他的儿子一个可以继承族长，另一个事实上也在做官，鹿子霖没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他支持儿子出去发展，这一方面如他自己一样有他的苦衷，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比白嘉轩更深长的眼光，本身也谈不上家风正与不正。当然白嘉轩关键时刻能够大义灭亲，这一点鹿子霖也许做不到，但白嘉轩毕竟是族长，他的大义灭亲也有身份色彩，而鹿子霖则没有这样的负担。总之，作者借白嘉轩之口表达的这两家的对比，参之事实，似乎说服力不是很强，在这个问题上，白嘉轩也没有太多可以藐视鹿子霖的理由。白嘉轩所持的这种僵化和静止的家庭观念已无法面对变化了的时代环境，更看不到这个时代环境对年轻一代的影响，过于执守他的宗族文化立场，得出的结论就难免有些迂腐和勉强。倒是鹿子霖正因为不是宗族嫡传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更容易睁开眼睛向外去寻找新的拓展空间，尽管他渴望的是“出人头地”，但客观上对新的事物更易接受。回到鹿子霖被捕上来，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其实还是源自具体的政治斗争，即鹿兆鹏的政治身份对统治者的威胁以及岳维山的处心积虑，之后鹿子霖与岳维山的对话也说明这是后者为向上级交代的一个举动，似乎与白嘉轩的那些类似哲人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鹿子霖被捕一事的关心倒是与他的这些想法有关，他要让对方和其他人知道自己是怎样做人的、怎样以德报怨的，他要从心理上征服对方，因此，此时的白嘉轩仍然在和鹿子霖较量。
抓捕鹿子霖的岳维山对鹿子霖的审讯，读者似乎也感到几分荒唐和徒劳，鹿兆鹏的行踪通过鹿子霖来了解确实是无的放矢，这一点其实岳维山心里也不是不知道，这就难怪连鹿子霖本人对这种抓捕与审讯也不以为意，甚至还反唇相讥，对审讯者包括岳维山有些嘲弄起来。他由起初的愤怒、恼火很快变得平静和通达起来，这个经历了太多世事的人明白了这一切的无聊和做作。当审讯者说“你把你的儿子的行踪供出来，就放你回去”时，读者恐怕都会和鹿子霖一样感到有些可笑，但是这样虚张声势又毫无结果的审讯是常常会出现的，这就值得我们探究，这样的审讯中审问者到底要得到什么？真相是不可能有的，那就只能要么一无所获，要么被审者为了过关而胡编，以满足审问者自己邀功过关的需要。
●白嘉轩的某些类似哲人的想法在小说中的确也得到了印证，或者说是作者帮他印证了。比如他说的：“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这种强烈的自信是支撑白嘉轩行事的动力，也是作者努力赋予他的性格。黑娃的洗心革面和回归祠堂对于白嘉轩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虽然白嘉轩上面的话是有感于白孝文和黑娃两人的行为而发，但显然后者的分量更重，无论就叛逆的时间还是强度而言，黑娃都更加突出。而他的回归则从当事人本身的角度对白嘉轩此前针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最终的认可和接受。他领着新婚妻子在白嘉轩的主持下在祠堂祭拜祖先，不仅表明对之前的完全告别，更重要的是为白嘉轩的信条提供了正确的证明，这种证明对白嘉轩十分重要，甚至比之前针对田小娥的造塔还要重要，因为他深知当黑娃领着新的妻子高玉风在祠堂里跪下的那一刻，“来路不明的”田小娥才真正已经被有形和无形的塔都镇住了。
黑娃的回归与白孝文的回归是不同的，因为他是真正的浪子回头，而白孝文只是需要那种形式而已，或者说他根本就谈不上归还是没归，他刚走出村子的第一句话“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就是最好的说明。而黑娃的回归就真诚得多，需要的也不是一般的动力和决心，只要我们认真比较一下两人回归时的不同心态就可以感到这种明显的差别，黑娃声泪俱下的“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的真诚忏悔白孝文是没有的，后者见了祠堂、槐树以及砖塔，心里仍然是“一阵虚颤，又一股憎恶”。白嘉轩虽然坚信白孝文迟早会回归，可他并没有说明其中的理由，而主要强调的是结果；即便他说了，估计也会是人人都差不多的几条，否则他怎会如此自信“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呢？但黑娃的情形太特殊，仅仅依据白嘉轩这几句笼统而宿命似的判断似乎回答不了这个个体的“所以然”，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看待他性格的如此突变？我以为这里面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身心疲累和新的婚姻带来的心理慰藉这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黑娃从小就性格执拗，十七岁离家给人打工，因为田小娥跟父亲鹿三翻脸，此后闹农协、搞暴动、当土匪，始终过着不断斗争的日子，无论身心都处于高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出于感性现实的需求，而没有精神信念的支撑，这就使得在长期的这种状态之下的他，一旦“作对”的氛围与环境失去，会马上变得松劲起来，特别是人到中年以后身体力量的消减更会加速这种松劲的过程。二次婚姻之夜的自责与卑怯似乎很难让人相信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曾经做过匪首而现在依然是一个保安团营长的人。他脑中反复出现的此情此景与和小娥相关的一切的对比都在加深他心理的刺激和懊悔。而此时新婚妻子的善解人意和知书达理为他的转型提供了诱导和信心。当黑娃告诉她自己不堪的过往时，她回答她只看从今往后，而当黑娃婚后第一天起床时，妻子已经在边烧火边看书，这一切都在黑娃空寂的内心里填上了下一步生活的因子。如果说此时他对妻子说的他要开始念书，可能还有一时冲动的成分，那么接下来通过到朱先生门下受教，其学为好人的追求已经日渐强烈，他主动提出回原上祭祖不仅是这种内在追求的体现，而且到了渴望得到外在认可的地步。从情节发展的顺序来说，黑娃产生回乡祭祖的念头，是他确立“学为好人”观念和实际践行这种努力的一个结果，这就把黑娃的人生方向扭回了传统的宗法秩序。他睡在母亲生前睡的炕上，对妻子说“我这会真想叫一声妈”，这就是黑娃此刻的心态，已经完全不是与田小娥相处时的那种追求。因此我们在分析黑娃的性格变化时，必须重视个人心理这个因素，其他的外在原因也是通过他的心理中介才发生作用的。他是一个很有自我主见的人，这一点继承了父亲鹿三的基因，只有当本身的心理需求产生时，新的改变的出现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两个因素之外，我们当然还可注意到其他的原因，比如土匪活动整体生存环境的变化、白鹿原浓厚宗族文化气氛的影响等等，都对黑娃和他的同伴的归顺发生了作用。白嘉轩的话，从结果上来说，也许并不是错，这代表了他的执着和自信，但面对一个个不同的个体，总存在着不可一概而论的具体过程和原因，写作中就需要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印证，否则，像这样的“哲人般的概括”就显得空乏无当。就艺术层面来说，黑娃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何启治先生提供的思路，他在《永远的白鹿原》中写道：“由黑娃这个刚烈不屈的灵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静静的顿河》中那个一会儿在白军，一会儿在红军，而最终厌烦地把枪扔到顿河急流中去的格里高利。”[2]而《静静的顿河》正是作者喜爱的外国小说之一，这种人物外在行为上相似的借鉴在艺术上是可能的，至于内在的原因则还是基于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心理。此外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在黑娃的这个转变上面我们所能领悟的作者的创作意图，不能说是由这个意图决定了黑娃的转变，但至少可以认为是这个转变体现了这个意图。这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作者写作《白鹿原》初始的冲动来源于之前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而后者中的许多感悟也在前者的写作中得以延续。《蓝袍先生》的主角是徐慎行，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白鹿原》里白孝文、黑娃等多人的不同影面，但就结局而言，即从“劫后余生，他才重新明白慎独的重要意义”[3]来看，则与黑娃的结局更有几分相似。徐刚先生对此有过分析，他指出：“《蓝袍先生》中‘慎独’的‘归去来’，让陈忠实顿觉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由此上升为‘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此乃陈忠实本人语）。这种辩证法的惊人历险昭示着，一切的现代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折腾，只有类似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才是永恒的现实。”[4]作者写黑娃的回归显然正是这个命题思考的继续。不过“回归”后的黑娃最终未得善终，这又不免让人嘘乎！在此，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回归”乃当事人心理所寄，而结局则并非由人所愿，正是在此，显示出了小说作为“文化挽歌”的意味。
面对白孝文和黑娃的回归，白嘉轩的态度有着一定的区别。首先，白孝文提出要回原上祭祖，白嘉轩一口回绝，是朱先生等帮忙说情以后他才答应，而黑娃提出要回来，白嘉轩对孝武不干脆的回答很不满，表现出充分的热情；其次，孝文回来，白嘉轩是“弯着腰扬着头等待他的到来”，而对黑娃则是没有先例地亲自到祠堂门口迎接。谭桂林先生曾对此做过分析，他说：“在他（白嘉轩）看来，白孝文是受过礼义教育的人，他的荒唐是自作孽，应该自责自负，而黑娃没有真正受过完整的礼义教育，他的作孽应由家族负上一半的责，所以，当黑娃洗心革面，并且拜朱先生为师学习仁义道德时，白嘉轩是真心地为他高兴，并且将其价值看得远远超出白孝文的回头。”[5]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黑娃从一开始叛逆，似乎就是冲着以白嘉轩为象征的宗族规矩，将祠堂视作罪恶的渊薮并对其主动攻击，而白孝文仅仅在祠堂里受过他的惩罚，因此二者在白嘉轩心里自然也会有所不同。白孝文回归时，白嘉轩在祠堂里面对祖宗，只说了不孝男回乡祭祖、乞祖宗宽容；而在黑娃回归时，他却另外强调了“洗心革面学为好人、幡然悔悟回过自新”以及“领军军纪严明、为本族祖宗争气争光”等等，这些话语背后其实都有着黑娃先前砸祠堂、毁碑文行为的对照。也许在族人面前，他不便对自己儿子多做评价，他对黑娃的肯定却实实在在、内涵丰富，可见他为此所感到的兴奋。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鹿三对儿子的回归却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兴奋和热情，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连白嘉轩都觉得他“太淡”。鹿三的过于冷淡和乏味的反应原因何在？这父子俩紧张对立时间很长，之间还有因为他杀了小娥导致不再相认的坎子，照理说，作为家人总是希望趋向和好，况且这种和好还是以黑娃“学做好人、主动让步”为前提的。鹿三自己对此的解释是：“那劣种跟我咬筋的时光，我的心劲倒足，这崽娃子回心转意了，我反倒觉得心劲跑丢了，气也撒光咧。”劲丢了、气没了，首先是”确实累了，此前鹿三一直是勤勉自律、从不松懈，尤其是与黑娃的长时间较劲使其身心也同黑娃一样紧绷，此刻一旦松动，实无再聚之力，要知道他毕竟已快接近生命终点。其次是杀了小娥之后，毕竟有心理压力，尤其自家女人的那句“你怎忍心杀咱娃的媳妇”让其背上很重的精神负担，无论后来白嘉轩造塔镇住小娥还是黑娃以行动否定过去，确实都无法真正让其释怀。他之所以强调黑娃回归得“晚了，迟了，太迟了”，其实也许就指的这事已经发生而又无法挽回了。其三，他在道理上也知道应当为黑娃的回头高兴，他对白嘉轩说：“你的话对的，我也能想到。我想打起精神，可精神就是冒不出来嘛！”这就表现得很生动，他自己或许也为此奇怪和不安，这正是小说描写的心理深度，许多事情本来就是从常理上很难解释的。
●黑娃的回归显然让白嘉轩感到兴奋，但兴奋之中的他并未失去冷静，他同时还惦记着对今后的考虑，这在他接下来做的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一是要白孝武躲到山里去，推掉田福贤要他出任的保长、总甲长，免得既净做得罪乡党的事，又让人议论是顶了鹿子霖的缺，当然最实质性的原因还是白嘉轩的宗族传统意识不认同这份“官饭”，而这正是他与鹿子霖的最大的区别。当然白嘉轩的推辞比较讲究策略，他没有让儿子硬辞，而是用山里药店要去打理来“躲”。二是直言不讳地对鹿三说其对黑娃的回来表现太淡，说明在黑娃回来的过程中，白嘉轩始终细心关注着鹿三的状态。他希望鹿三打起精神，尽管他的愿望最终并没能实现，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没等重新振作起来就离世了。
注释：
[1]朱言坤：《乡贤、乡魂、乡治——〈白鹿原〉乡贤叙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何启治：《永远的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
[3]徐刚：《后革命的“史诗”：〈白鹿原〉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1期。
[4]同上。
[5]谭桂林：《论〈白鹿原〉的家族母题叙事》，《河北学刊》，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