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本章故事梗概：白嘉轩为得到显示“白鹿吉兆”的鹿子霖的土地采取了一系列富有计谋的行动，在冷先生作为“中人”的主持下，他得以如愿以偿，随后为父亲迁坟以得到白鹿精灵的“滋润”。不知底里的鹿家父子为得到了向往已久的水地而显得兴奋。白嘉轩去山里娶回第七房女人仙草，新婚之夜，仙草不顾禁忌……

●上一章的结尾写到白嘉轩从姐夫口中得知自己发现了蕴藏“白鹿吉兆”的土地，他“迅猛而果敢”地开始谋划如何将这块本属于鹿子霖的地弄到手，而本章开始他就“心里燃烧着炽烈的进取的欲火”着手实施他的计划。此时的白嘉轩与他第五房女人死后觉得“世事已经十分虚无缥缈”的状态判若两人，是什么给了他这样大的力量促使他迅速扭转？很明显，是“白鹿吉兆”在他眼前的呈现。这个带有浪漫和想象的吉兆，在他心里化为很现实的所渴望和希求的一切，同时成为他内心的一种“神明”，不仅给他进取的动力，似乎也给他昭示着方向。

●前面第一章中，白秉德的临终遗嘱是通过补叙的方式出现的，这一章中，白嘉轩从鹿子霖手里买地的有关内容也是用补叙的方式，整个小说中这种补叙运用的很多，可以成为作者叙述上的一个特点。这种方法避免了对相关内容的面面俱到，而可以根据后面情节发展的需要来取舍，换句话说，补叙的内容不是依据先前有过什么，而是之后需要什么。这种叙事方法对于长篇小说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能保证行文的严谨，还可以掌握节奏的控制和铺叙的周密。

●白嘉轩通过冷先生去与鹿子霖接洽买地的事宜，对真实的动机进行了隐瞒，不知白嘉轩最后对鹿子霖赔罪的同时是否也向作为“中人”的冷先生说明了真相，不然他的忏悔多少缺乏了些诚意，只是面对一个失去正常理智的人的演戏。虽然整个的买地——换地都不过是白嘉轩的一个完整的计谋，不知底里的鹿家父子却在细节方面不失其小的聪明。鹿泰恒在跟冷先生的交谈中，处处以退为进，最终仍不忘自守二线：“你下来跟子霖去交涉好了，他和嘉轩是平辈弟兄，话好说事也好办，我一个长辈怎么和娃娃说这号话办这号事哩！”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更重要的还在于，万一鹿家发现了有啥问题，老爷子在后面还有防线和余地。白嘉轩的换地计划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只说是卖地，因家道不济不得不出卖心爱的水浇地。其实若非要卖地，也并不一定要出卖最珍贵的水浇地，这里就包含了白嘉轩的心思，他深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道理，他知道鹿子霖最羡慕这块与他家的水地相连的地块。等到挑起了鹿子霖的胃口，他才迈出他的第二步，即吞吞吐吐地说起“换地”的想法，并且还编织了“畏惧乡党耻笑”的谎话。假如他一开始即提出换地，这不免会引起鹿家的疑心，于此可见白嘉轩心思之缜密。小说中写鹿子霖在协议买卖时，“严谨地把握着自己的情绪，把买地者的得意与激动彻底隐藏”，这种城府与真正掌控局面的白嘉轩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到了白嘉轩动手为父亲迁坟时，鹿子霖总算有了疑心，鹿泰恒却仍然认定是瞎折腾，并且搬出老阴阳先生当初的话来为自己撑腰。其实在这件事上，鹿家多少有点被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可以认为是幸灾乐祸的愿望所迷惑，即嘉轩这几年运气不顺、死人踢地正是体现，这很满足鹿家的心思，面对阴阳先生不同的结论，多少有着倾向性的心理，加上二亩水地到手以后形成原上最大一块水浇地等等家业扩大的前景更是令人神往，这正是白家、鹿家在原上家道对比此消彼长的象征，太合乎鹿家的期望了，在这方面老子鹿泰恒比儿子鹿子霖的心情更加急迫和明显。

●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终止了他娶一个死一个并且没有子嗣的厄运，但这个叫仙草的女人与之前的六个女人都有不同。吴长贵虽然知道白嘉轩之前的事情，但仍愿意将女儿嫁给他，这里面既有他对白家报恩的意图，同时也离不开他对白家为人的了解。之前因为担心嘉轩看不上山里女孩而不便主动开口，现在嘉轩找到山里来了，自然不谋而合、水到渠成。因此白嘉轩与仙草的结合，既有先人的“阴功护佑”，也有门楣的德仪撑持，与那些只凭彩礼即可进门的女人不可等同而语。这个“仙草”与他在雪地里发现的宝物“仙草”一样珍贵，都是能助他改变命运的东西，凭着生下儿子和带来鸦片种子这两点，这个女人完全也可以被视作白嘉轩生命中的贵人，前面的那六个不过是她出现的铺垫和衬托。这里面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细节，就是新婚之夜仙草在腰间绑着六个小桃木的棒槌，并且说是驱鬼除邪的法官告诉她要“戴过百日”，这跟前面第六房女人胡氏的“百日禁忌”略有不同，那次是胡氏等待白嘉轩服百日的“祛毒药剂”，而这回则是仙草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郜元宝先生对此细节曾引鲁迅的论述加以分析，他说：“正如鲁迅所说：‘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是命定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的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和硬。’鲁迅所言几乎原封不动发生在白嘉轩身上，差别只是男女角色相反，不是女克夫，而是男克妻罢了。至于禳解之法，则如出一辙。”[1]鲁迅所分析的这种观念显然对生活在白鹿原上的百姓是有着影响的，包括仙草对此自然也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但值得注意的是，仙草最终并未坚持，而是毅然扯掉了桃木棒槌，这就体现了她的不同寻常；而更大的不同寻常则是她之后的安然无恙。看来作者一方面要展示一种鲁迅所分析的国人对待人生的命运观念及其对人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仙草塑造成一个与白嘉轩一样具有某种特殊福佑的个体，从而为他们的个体以及结合打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仙草在白嘉轩家的一生堪称传统女性形象的楷模，是造就白嘉轩成功的功臣，其中既有她主观努力的成分，比如温柔、贤惠、恪尽职守地扮演好男权社会里普通妇女顺从男性权威的角色，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福运”成分。新婚之夜她敢冒死破禁，不仅没有步前面六个女人的后尘，而且最终“浮住”了白嘉轩这样的深水，为白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尽管可以认为她有上承祖上阴德之福，但毕竟也还有某种福命的成分。这种描写，无疑增添了小说及白嘉轩之人的某种神秘色彩，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增加作品可读性的一种技巧。其中某些奥秘是无法追根究底的，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

●白嘉轩七房女人的故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到第四个为一层；第五个和第六个为一层；第七个仙草为一层。笔墨多寡不同，内涵丰厚程度也不一样，第六房胡氏恐惧中说出“前五房”对她的撕扯，传达的是某种民间有关的说法，但这又因人而异，后来的仙草却未曾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前六个不仅是仙草的铺垫，同时还是对照。

注释：

[1]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