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本章故事梗概：田小娥实施鹿子霖报复白嘉轩的计谋去勾引白孝文，攻破了白孝文的防线。白家和鹿家遭到洗劫，白嘉轩被打折了腰杆，白嘉轩判断是黑娃所为。黑娃在参加暴动失败后落草成为土匪。白灵与鹿兆海因对“国”与“共”的不同态度而陷入政治上的对立。

●鹿子霖强烈地感到白嘉轩在祠堂里的行为是对他的羞辱，所以要报这羞辱之仇，当然，他还有更大的目的就是要彻底压过白嘉轩，于是精心设计和策划了要田小娥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尿到族长脸上”的阴谋，田小娥依计而行，居然奏效，这一段描写充满起伏，对读者颇有冲击。孙绍振先生在《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1]一文中曾对田小娥的举动严重质疑，怀疑她到底是正常人还是白痴。孙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值得读者参考，这一切也都源于作者对田小娥这个人物整体把握上的不明确和不清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里我们要谈的是这个情节对白孝文形象刻画的重要作用及对他人生命运的重要影响。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他的降生，对于白嘉轩来说，有着无穷无尽的喜悦，也为他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全部的信心和希望。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接下来便是情绪饱满地叙述了白嘉轩七次洞房之夜。其实拥有七房女人本身也许倒并不让白嘉轩感到自豪，而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目的——避免“无后”的不孝之名显得更加重要。他自豪的应当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做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而白孝文的出世正是对他这个努力的回报，是白孝文让他堂堂正正坐稳了族长位置。从此，白嘉轩一改此前带有“厚黑”色彩的形象，在姐夫朱先生的引导下，兴仁义、正民风、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躬田亩，立身勤奋严谨，力行耕读传家，以其身为族长的胆识和勇气，成为白鹿原上以正祛邪的中流砥柱。值得注意的是，白嘉轩实行上述行为的过程，也正是儿子白孝文长大成人的过程，白嘉轩除了有意用自己的行为为儿子做出表率之外，还特别“严厉地注视孝文的行为规范”。从居家过日子的日常言行、经济算计到床笫之事的敛约，白嘉轩都以白家长子——未来的族长的标准对白孝文予以规约。应当说，白嘉轩的这一番苦心从表面上看无疑是成功的，他的言传身教加上徐先生和朱先生的先后教导，造就了白孝文行止端庄、非礼不为，充分体现了朱先生为白鹿村制定的《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和“礼俗相交”的要求，连白嘉轩也觉得“孝文是好样的”。我们可以相信，在没有更大的欲望刺激之下，此时的白孝文一门心思都在对未来族长位置的渴望上面，这种心理期待决定了他的为人处世，他没有想过他以后除了当族长还可能会干什么。只要是与“族长”或“族长继承人”的身份不相符，他都必定会“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白孝文的心理世界是单纯的，又是被遮蔽的。他的生命实际上是为他的父亲白嘉轩而活着、为族长的名分而活着，根本就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内在本质。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照理说，他也应当有着更多的欲望和追求，他却一直非但没有做，连想都没有想！作者在写他受田小娥挑逗之前走过村巷去看戏的路上，特地突出他作为“族长继承人”的“气场”：“那些在阴凉下裸着胸膛给娃娃喂奶的女人，慌忙拉扯下衣襟来躲回屋去；那些在碾道里围观公狗母狗交配的小伙子，远远瞧见孝文走过来就立即散开。”这就是当时真实的白孝文，同时也是虚假的白孝文。说他真实，是因为这的确是他呈现在村民面前的真实状况；说他虚假，是因为此时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的灵魂深处到底还埋藏着什么，而这个埋藏的东西与他外表体现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个只有把他置于特殊的情境下才能试察出究竟。这个特殊的情境很快就到来了，这就是田小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他的身旁。白孝文尽管理智上非常恼怒和恐惧，但没想到这理智的大坝会溃塌得如此轻而易举，他没有能抵抗住小娥“身上那种奇异的气味”的诱惑，自己听到自己“胸腔里的肋条如铁笼的铁条折断的脆响”，“已经无法控制浑身涌动着的春情”，旺盛和强烈的生理欲求产生的冲击已经把他平时脑中的“族长”“礼仪”“族规”等等驱赶到一边，可见他心里的七情六欲平时只是被深深地压抑住，而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他终于“第一次主动出击伸手去解她的布条裤带”，这是一个被对手或者说是自己的本能击败的标志。但问题在于，这种感性的越轨和理性的溃败还不是完全和彻底的，即弗洛伊德所说“本我的冲动”，此时还受到与之对立的理性规范，即超我的监视和制约，因此即便他的生理正常和健康，他的心理却有问题，障碍明显，这就造成了解开裤带不行、勒上裤带又行的奇怪现象，这正说明了白孝文身上感性与理性、本我与超我的尖锐对立。小说写他后来为整个经过而害怕和担心，“走进白鹿村村口竟开始懊悔，离家门愈近愈觉心底发虚”，对于一个“要脸”的人，一个刚刚从同样地方走过还让人感到敬畏的人与一个村民眼中“最不要脸”的女人在龌龊的烂砖窑里做下这号“不要脸”的事情，实在是大逆不道。此后的白孝文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和尴尬的局面，既想得到小娥，又不能放弃族长之位，因此也就始终改变不了灵肉冲突的状况，始终在关键的时候“不行”，直到事情被白嘉轩发觉，白孝文在祠堂受罚，继承族长的资格被废，这种局面才得以完全改变。

●白孝文心底发虚、忐忑不安地到家，没想到家里刚遭遇土匪的打劫。有意思的是领头的正是黑娃。前边针对白孝文的是田小娥，这次针对白嘉轩的是黑娃，其实就对白家的伤害而言，前者才是更致命的“洗劫”。因为其一，前者针对的是人，而后者虽也针对人，但主要目的是劫财，行动前黑娃还专门要手下区别对待鹿子霖和白嘉轩。其二是就后果来说，针对白孝文的行动最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对整个白家影响巨大；而针对白嘉轩的行动并没有让白嘉轩屈服，反而使他被打折的腰挺得更加有力。形成对比的是，白孝文置于其中几乎只有被动地招架应对，而白嘉轩从苏醒过来就在对事情进行琢磨寻思并能很快锁定“是黑娃做的活”。

●在应对土匪抢劫的事情上，同为受害者的白嘉轩与鹿子霖临时结成“统一战线”，那就是白嘉轩劝鹿子霖村里社日该演的戏还要演，理由是“土匪要看你我的哭丧脸，偏要给他个不在乎的笑脸”。尽管黑娃对白、鹿两家打劫的初衷不一样，对白嘉轩是针对他在祠堂里惩治小娥，对鹿子霖则是针对他此前对农协骨干的报复，一个是宗族礼教，一个是政治淫威，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黑娃在策划上做出的区别，要求他的弟兄务必处死鹿子霖，而对白嘉轩只是说“那人的毛病出在腰里，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我自小看见他的腰就难受”，这分明是留有分寸的。黑娃这样做的理由我觉得有两点可以考虑：一是对待白嘉轩，他希望通过他的行动给白嘉轩一个惩戒并指望看到他此后腰杆不再那么“太硬太直”，这将会比弄死他更让黑娃心理满足；二是对待鹿子霖，此前他们因为闹农协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此时要杀鹿子霖也有为贺老大等报仇的心愿。作为土匪，黑娃的行为无论对宗族传统还是基层政权都是异己的威胁，加之同为直接的受害者，所以，白嘉轩能够联合鹿子霖一道做出应对。比较而言，白嘉轩的强硬更有主动积极的意义，在乎腰杆的他不会因此示弱；而鹿子霖则虑不及此，况且尚不清楚打劫系何人所为，因此对白嘉轩的话只能似懂非懂。白嘉轩当然也深知这一点，他只对朱先生说了“谁做的活”，而没有告诉临时的“盟友”鹿子霖，他只要后者配合，而并未告知后者底细，可见“统一战线”之中还是有着明显的独立性。

●黑娃加入土匪的情节，小说中用的是倒叙的手法。之前他参加习旅的战斗与沦为土匪的过程与小说的主要情节并无大的关系，而主要是有助于完成黑娃的形象。小说中能够作为主要人物而设置独立情节的人物，除了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三等老一辈的以外（冷先生有一个营救鹿兆鹏的情节），下一辈的就是黑娃、白孝文、田小娥、白灵、鹿兆鹏等（鹿兆海和白孝武各有比较短的一点），其他诸多人物都未成为独立展开的角色，分别由上述人物带出。

●白灵与鹿兆海用掷铜圆来决定加入哪个党的做法曾引起一些评论者的质疑，认为把很神圣的政治选择视为儿戏，笔者在前面已经做过评析。如果再读到本章及之后关于二人关系的文字，这种质疑可当休矣。年轻时的幼稚已随时势的变化和心理的成熟而退去，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的人生选择格外认真和执着，即便相互爱得很深也都不受影响，他们之间的争论显示出他们对人生和世事的认识既扎实又成熟，远不是当初热情时的冲动和朦胧。为什么不能给年轻人的选择提供一个过程？为什么在文学表现上就只能一味单调和机械？阅读接受的事实是，这个情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白灵一旦成熟地确立了姓“共”的信念以后，她对革命的忠诚和坚定的形象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也同样不怀疑鹿兆海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的政治选择的真诚。而他们之间的争论对读者全面深入了解那一段历史而不是像以往的作品那样只是片面和肤浅地描述要厚实得多。作为刚刚加入革命行列的青年对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各自从自己获得的信息中形成不同的判断也属正常，正是有这些真实的认识上的冲突，决定了两个本来相爱的人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这也是成长后的选择对“掷铜圆”游戏的一个否定，因此读者也不必再把这个游戏是否严肃当作一个问题。

注释：

[1]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福建论坛》，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