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本章故事梗概：黑娃怀疑鹿子霖或白嘉轩杀了田小娥，在白家将要对白嘉轩动手的关键时候，鹿三挺身承认是他杀了田小娥，父子完全反目绝交。白嘉轩向晚辈讲述白家的家风故事，阐述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不赞成鹿三杀田小娥。

●黑娃想到的两个可能杀小娥的人，一是鹿子霖，二是白嘉轩，一个是政治上的敌人，一个是宗法上的敌人。他的思路并没有错，事实上也的确与这二人相关，只是他们实际并未动手。鹿子霖设计要小娥把白孝文拉下水，导致后者人生的大翻盘，而不知底细的鹿三却只把这账记到小娥身上，因此鹿子霖显然脱不了干系，只是这种干系并不是黑娃所以为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更多的仍然是宗族内部的互掐。而白嘉轩的干系在于将小娥视为异类，他始终是鹿三的精神支柱，尽管他绝不至于会在肉体上消灭田小娥，而且他事后还对鹿三说不该杀她，但他的人生信念在间接上还是对鹿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他惩罚白孝文并废了白孝文的族长继承人资格，在某种意义上为鹿三的行为树立了榜样。鹿三已经被这个“家门之不幸”折磨得无法安宁，只是他不像白嘉轩拥有太多有效的手段，加之心性简单、固执、狭隘，他选择了这个极端的做法。作者写黑娃先是到了鹿子霖家，这取决于当他听说小娥被人杀了，“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就是鹿子霖那张眼窝很深鼻梁细长的脸”，在听了鹿子霖的解释之后他再到的白家，到了白家还“悲哀地发觉，儿时给白家割草那阵儿每次进入这个院子的紧张和卑怯又从心底浮泛起来，无法克制”。这或许也是他“第一时间”先到鹿家的心理原因之一。鹿子霖和白嘉轩在黑娃面前的解释也有区别，前者只是声明自己没杀，但无法说出信服的理由，而后者则强调自己“一生没做过偷偷摸摸暗处做手脚的事”。当然，正处于对白嘉轩忌恨之时的黑娃没有相信白嘉轩的话，其实白嘉轩的解释是很有力的。

●黑娃想到两个可能杀小娥的人，都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的干系，却没有料到真正的杀人者是他的父亲。鹿三亲手将儿媳杀死的行为在小说中也算是一个情节上的高潮，它同时也是白孝文、黑娃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结局，他们二人的人生舞台此后都离开了白鹿原，加上此前已经离开的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白鹿原上又几乎成了老一辈的世界，此后小说改变了原先基本上以白鹿原上的故事为主的模式，而变成白鹿原上和白鹿原外两条线索并进同时也时有交叉的方式进行。

鹿三杀死儿媳的行为是鹿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理解传统的宗法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的一个标本。鹿三虽然只是个长工，基本上不具备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但他凭借生活的信条和崇拜的偶像，却可以非常自信而坚定地照着自己的原则行事。他几乎很多事情都并非照着白嘉轩的具体吩咐去做，但又似乎每一件事都是在这个偶像的光照下完成的。“交农”事件中，他代替白嘉轩成为领头人并非出于白嘉轩的安排，但他在行动中“忽然觉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白嘉轩了”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样在捍卫和信服《乡约》的要求方面，白鹿原上无人比他诚心和坚定。这里面恐怕他更多的是出于对白嘉轩个人的诚服，而并非对《乡约》伦理精神的服膺。他屡次声明，白家是仁义之家，这个判断得自白家给予他的恩惠，这种恩惠除了经济和物质方面的以外，更多的是白嘉轩对他人格和精神方面的尊重，比如他为女儿白灵认鹿三为干大，平日总是郑重称其“三哥”，以及常常告诫家人要尊重鹿三，鹿三从白嘉轩身上得到的这种尊重和信任自然成了他信奉白嘉轩所倡导的道德信条的动力，并且总是能在实践中围绕着确保白嘉轩的族长权威这个核心来行事。与其说鹿三为白嘉轩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忠心耿耿地为白家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不如说是在村里为白嘉轩树立了一个他最需要的伦常楷模。有人说：“鹿三，是最有道德自觉的长工，是芸芸众生可以被仁义驯服的明证。”[1]这个“仁义”不可能是抽象的信条，而是鹿三眼里白嘉轩表现出的为人的方式和原则。鹿三曾在多个方面比较白嘉轩与鹿子霖行事的异同，结论自然是对白嘉轩钦佩不已。笔者注意到，在小说中，鹿子霖虽然与鹿三亲缘关系更近，但他们之间几乎就没有说过话，相互间基本没有交集，甚至连涉及彼此话语的都没有，唯一一次就是鹿子霖被捕时，他老婆鹿贺氏曾找过鹿三想通过他要黑娃打探情况，结果被鹿三一口回绝。尽管小说不同于实际生活，但其中自有值得玩味的奥妙。鹿三死时，白嘉轩老泪纵横地哭道“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这个“最好”是白嘉轩站在传统宗法文化的立场上对鹿三的盖棺论定，而绝不仅仅是对他干活干得好的简单评语。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面对田小娥，他心里为何会梗得厉害。他把黑娃和白孝文先后堕落——一个沦为土匪、一个成为败家子的原因全部归罪于这个女人，这些祸端带给他自己和尊敬的白家近乎毁灭性的灾难。这种“女人祸水”观念显然并不公道也不符合事实，但鹿三的木疙瘩脑袋就是这么认为，这当然与白嘉轩对“来路不明”和“来路不正”的女人的一概轻视和偏见有关，也是他自己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导致的结果，当然也可以视为传统礼教观念长期熏陶驯化的结果。即便退一步说，田小娥对黑娃和白孝文的堕落确实负有责任，但鹿三又何能将其置于死地呢？就连白嘉轩也觉得鹿三不该这么做。当然白嘉轩的出发点在鹿三之后怕有麻烦而不是田小娥该不该杀，他说：“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都不值得后悔，只不过不该由你动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主子与奴才在大目标上的一致而在策略上的区别。白嘉轩不愿做暗事，相信打铁须得自身硬，人家不听你的话就不用为其操心的洒脱和见识显然都是鹿三不具备的；而鹿三则会在信念的主宰下不顾分寸地一条道走到底。白嘉轩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任意杀人毕竟非同小可，意识清醒时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充分地寻找理由，但潜意识里存在的惊恐始终无法消除，鹿三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当田小娥被鹿三的尖刀捅入后心后，她回过头来，惊异而又凄婉地对鹿三叫出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大呀”，就注定了这声音会在鹿三心里挥之不去，成为他的心病。此是后话。

●白嘉轩给白孝武口传木匣子的故事，其核心是农耕文化的励志、守本、勤劳与俭朴，这被视为白家的传家宝，拿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故事以及讲述它时的庄重的氛围已成为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是白嘉轩的信念，也是他的动力，靠着它，白嘉轩就能抵御各种挑战。这类故事通过口口相传得以保存和延续，是中国古代宗族家庭传递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念的常用方式，它是先人的教诲和神圣化了的行为的结合，具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家庭或宗族的精神大法。作者一再表白他写《白鹿原》放弃了以往服膺的“人物典型化”理论而转向“文化心理结构”理论，而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凝聚于此得到充分的体现，它的稳定性保证了宗族社会里代际之间精神延续与循环的特征。当白嘉轩对鹿三和家人说出“三哥你数数我遭了多少难啊”和“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呀”的时候，说明他也有脆弱的一面，也有在承受人世苦难时的心酸与悲切。不过与众不同的是白嘉轩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切都不过是他所要选择的人生方式的必然代价，对此他同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抗打击能力，这种能力有时候似乎强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通过木匣子的故事，我们对这种不近人情应该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解，祖上传下来的故事太令人警醒和有说服力了。作为白嘉轩这一代人，祖上的历史和教训几乎是自己人生行为选择的唯一参照，也是衡量家族成员是否成器的唯一标准。白孝文因为被归于违逆祖上精神的负面的一类，不仅被白嘉轩逐出家门，而且连其死活也不管不问。他庆幸自己还活着，否则白孝文作为长子，完全有可能陷白家于彻底破败的境地。白嘉轩在原则上的强硬的确具有领袖的风范，但其机械性的思维未免缺少人性化。他的“各家坟里也就是那几个蔫鬼鬼子上来下去轮回转着哩”的理论，实是将人铁板钉钉地粗略分类，一旦归于鬼类，即刻路见为仇，这种极其简单化的待人方式反映的是农耕文明下的宗法文化的粗陋与原始，这与后来白孝文命运转变特别是又回归祠堂、当了县长之后白嘉轩又觉得欣慰如出一辙。可见，在白嘉轩的文化视野里他是“以类取人”的，这方面传统文化的确存在值得深入反思之处，20世纪产生的现代文学从“人的文学”入手、着眼新的时代“人”的觉醒和重新塑造不是没有道理，这个新传统在今天重估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不能轻易忽略，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味为封建宗法文化招魂而对此加以轻易地否定。我们从白嘉轩的观念和为人分析甚至吸收可借鉴的元素是一回事，而在整体上确立人的进步和发展的理念从而肯定现代社会对“新的人”和“大写的人”的探索和追求则是另一回事，而前者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面向后者。

●本章中黑娃起先要杀白嘉轩，白嘉轩对黑娃说：“你上回让人打断我的腰杆，后来我就权当活下长头了。”黑娃问：“你凭啥说是我让人打断你的腰？”之前黑娃组织对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的抢劫和报复，除了白嘉轩凭着行凶的土匪临走前的“你的腰挺得太直”这句话推测是黑娃做的，其他人包括鹿子霖都并不知道何人所为。白嘉轩也只把推测告诉了朱先生，连鹿三他也只求证了黑娃说的“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直”这句话而并没有涉及其他。因此这次行动是何人所为除了白嘉轩、朱先生之外应当无人知晓，所以到此时黑娃仍然问“你凭啥说是我让人打断你的腰”也自有道理。问题出在这之前的小说第十六章（本章为二十章），鹿兆海跟白灵为国共两党的话题发生争议，鹿兆海对白灵说：“堂堂的农协主任鹿黑娃堕落成了土匪，领着土匪抢银圆，刀劈了俺爷又砸断了嘉轩叔的腰杆子……”这就有点突兀了，似乎把它作为已经家喻户晓的事情了。也许作者是为了强化兆海表达的需要，但未考虑到此事不仅不是家喻户晓，而是知情者很少，因此这里明显不太合乎情理。

注释：

[1]康桥：《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故乡想象与未完成的现代性》，《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