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本章故事梗概：国共反目，鹿兆鹏逃脱抓捕，田福贤对农运骨干疯狂报复，白嘉轩带人修复祠堂和被毁坏的《乡约》碑文，鹿子霖因儿子的共产党员身份而陷入尴尬，最终仍得到田福贤的信任并在原上整治黑娃的同伴。
●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之后二者反目成仇、彼此势不两立，这在白鹿原这小小的地方同样表现得很明显。田福贤回到白鹿原后的疯狂反扑刮起了新一轮你死我活的旋风，劲头远远超过此前共同合作时的状态。此外，他还非常清楚他在白鹿原上有一明一暗两股对手，明的是鹿兆鹏、黑娃领导的农协，暗的则是白嘉轩的宗族传统力量。他跟鹿子霖与白嘉轩同样面对了黑娃的农协的挑战，但他跟鹿子霖对待这种挑战采取的报复与白嘉轩的态度完全不同。前者是现代革命意义上的不同政治集团之争，而后者在白嘉轩眼里仍然是遵不遵守祖宗规矩的冲突，所以田福贤始终是把白嘉轩视为另一种“异己”的存在的。作为白鹿原的总《乡约》，他成为黑娃农协革命的对象，心中自是十分恼怒，其反扑的手段也十分残忍。同时他也明白，他与用《乡约》来治理宗族的白嘉轩注定像两股岔道跑的车，白嘉轩绝不会服从他的旨意，而且会成为他统治百姓的威胁和妨碍。对付黑娃，他只需要武力和残忍；而对付白嘉轩，却是比这艰难得多的事情。他对白嘉轩“水多深土多厚一概尽知”。面对农协活动的积极分子，白嘉轩并不直接与他们理论和作对，而是话语很少，只顾埋头做自己的事情，而田福贤则表现出尊严受到侵犯、利益遭受损害的仇恨。他对被吊上木杆的贺老大咬牙切齿地说：“贺老大你个老家伙，爱出风头爱上高台，今儿个让你上到杆顶，你觉得受活了？碎娃子不知辣子辣，你这个棺材瓢子也不知道吗？”言如其人，这种语言自然属于他这种仗势欺人、以权谋私的乡村劣绅，而与德仪乡里的白嘉轩区别明显。权衡再三，田福贤发现他在白鹿村要能与白嘉轩抗衡，就得有强劲的帮手，这就怎么也离不了鹿子霖，所以白鹿村的“乡约”他还得让鹿子霖干，虽然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是白鹿原上的共产党员，但田福贤自信能洞悉鹿子霖的腑脏，完全能对其拿捏把控。不过这之前他还要假惺惺地演一出戏，就是上门希望白嘉轩出任，这无论是就掩饰自己的意图还是就与白嘉轩保持应有的面子而言都是就汤下面的过场，此亦可见田福贤作为基层统治势力的政治城府。
●在田福贤、鹿子霖对农协成员疯狂报复的同时，白嘉轩这个同样遭受了农协游斗的族长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并不计较这些恩恩怨怨，反倒是针对村民修补被毁坏的祠堂和刻着《乡约》的石碑，并针对田福贤等的行为说出了“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的话。田福贤和白嘉轩这两种不同反应的描写在以往的农村革命题材作品中似乎从未同时出现，而且田福贤在面对农协时还提防着白嘉轩这种描写也似乎从未出现，基本上都只有阶级报复这一种情形，这就体现出了《白鹿原》在政治斗争的描写中始终结合文化冲突来写的独特之处。白嘉轩的“鏊子”说，虽然出自朱先生，但显然符合他对另一种斗争的理解。“乡约”们热衷政治上不共戴天的暴力，而他仍是寄希望于《乡约》精神的延续。他重新召集族人到祠堂祭祖，其用意也正在于此。此举不仅对兆鹏、黑娃的“闹事”是一个纠正，而且也比田福贤、鹿子霖的直接报复要更加高明和深远，绝非简单地用“鏊子”烙锅盔可比，它超越了狭隘的冤冤相报，而是站得更高，是一种在他看来属于治本而不仅仅是治表的方略。更深一层的用意是他还就势踩了鹿子霖一脚。因为祠堂是白嘉轩的天下，他第一次把主持的权力交给白孝文，就是要表明：一、下一辈们起头闹的事，用不着我直接出面；二、你鹿子霖在村里再怎么人五人六，在祠堂里你还得站在我儿子之下。鹿三在祠堂里的自责为白嘉轩的行为做了最有力的配合，无形之中更加深了鹿子霖的难堪。小说中写道：“白鹿村所有站在正殿里和院子里的男人们，鹿子霖相信只有他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白嘉轩重修祠堂的真实用意。”我们不清楚鹿子霖所理解的白嘉轩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但肯定是他将心比心的结果。其实在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心中，下一代的闹腾再怎么过分，他们都不会真正上心的，始终觉得不过是长久不了的胡闹而已，他们不可能理解正在开始或即将到来的农民革命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白鹿原依然是由白嘉轩和鹿子霖充当主角、明争暗斗的舞台，否则白嘉轩不会如此看重祠堂，而鹿子霖也不会依然如此排斥祠堂，这才是鹿子霖真正上心的。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农村革命兴起之后新的（也许恰恰是真实的）一幕，不是或不仅仅是不同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造反与倒算，而是仍然存在旧有秩序和文化内部不同利益的继续角逐。这也许反映了这些老人的思想迟钝，也许正是传统文化的顽固与强势。白嘉轩对《乡约》碑文的修复和鹿子霖表面革命、私下依然盯着白嘉轩这个对手都表明，他们仍未逸出传统秩序和利益的格局。这难道是作者意识到的传统的强大抑或是通过这种眷恋体现对“五四”——革命话语的反思？或许都兼而有之吧。我们读这一章，需要特别对“鏊子”这个比喻的内涵多加品味，这个意象与白鹿、铜圆一样在小说里都十分重要。首先这是由朱先生发明并被白嘉轩拿来用的。朱先生的话往往寄托着作者的某种深意，言简意赅却值得回味。朱先生和白嘉轩使用这个词都带有调侃的味道，内心是对农协和田福贤、鹿子霖行为的不认同，这反映了所持文化立场不同而对政治斗争的隔膜，为白嘉轩所选择的应对策略提供了依据。作者运用这个意象，应当说是既通俗又深刻，对揭示中国社会历史的某种本质具有悲凉的色彩，体现了思想上的尖锐和艺术表达上的独特。丁帆先生在发表于2018年的一篇论述《白鹿原》的文章《〈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当代文学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1]里，高度评价了“像《白鹿原》这样可以被不断重识和重释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入史作品”。为论证这一点，丁帆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构成史诗性作品的要素”，正是通过这些要素，我们可以去比较作品所达到的深度。白嘉轩整修祠堂和碑文，用“鏊子”的比喻来形容眼前的纷争以及后文中废族长，造白塔，称鹿三为最好的长工、朱先生为最好的先生，还有“容不下黑娃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的疑问等等都可视为这种“构成史诗性作品的要素”，理解了这些要素，不仅对理解白嘉轩这个人物，而且对理解整个小说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鹿子霖被农协押上了批斗台，他清楚农协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的儿子鹿兆鹏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闹的革命与以往的依靠宗族血缘力量的斗争压根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彻底的阶级革命，这对刚刚从旧有秩序转入现代政治秩序的他来说，其实也是在过程之中渐渐领悟的，原本以为自己也革命了的鹿子霖此时才意识到在新兴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里，自己也是革命的对象。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因素仍然发挥着影响，因为与鹿兆鹏的父子关系，他被岳维山、田福贤猜忌并随意摆弄，同时在祠堂里又要承受白嘉轩给他带来的难堪，这使他感觉异常失落。如果能够听从亲家冷先生劝他的“掺和三分嘉轩的性气就好了”的话，也许之后的情形会另当别论。
●田福贤、鹿子霖整农运骨干，一方面当然是出于报复，另一方面也是做给白嘉轩看。当田福贤恶狠狠地说“嘉轩爱修祠堂让他修去，爱念乡约由他念去”时，仿佛眼中的对手也包括白嘉轩在内。而白嘉轩为族人向他们下跪求情，试图从宗族伦理的角度来解决这一冲突，既含有对他们的无视，也获得了一种道德的制高点，因此白嘉轩这一跪，表面上看是有求于人、矮了自己，实际上与他在祠堂主持宗族仪式或执行族规异曲同工，这是一个肯用“罪己”的恕道来体现自己的担当、责任和权威的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丈夫作为，这里面也可以看出传统宗法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上的策略性和多样性。
●作为“仁义白鹿村”的村民，正如鹿兆鹏所指出的，他们的封建意识非常顽固，对传统观念的执守也非常顽强。鹿子霖因为儿子的革命并且将他押上批斗的戏楼而感到日子是“无以诉说的苦涩”，他比同样作为黑娃的父亲的鹿三还要难堪，就因为之前鹿三没有允许黑娃进家门，之后又在祠堂里磕破额头真诚悔罪，这一切都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情。这种文化的氛围我们在以往的描写现代农村革命的作品中几乎没有读到过。像鹿子霖的老父亲鹿泰恒说的“啥叫羞了先人了？这就叫羞了先人了。把先人羞得在阴司龇牙哩”，实际就是把村民们心里的意思说出来了。这些村民，在田福贤、鹿子霖报复农协骨干时，几乎很少有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反而依旧是将他们当作乡村的另类，甚至那种情绪与黑娃斗争不轨的和尚与碗客时有几分类似。这种民众的心理情绪很值得我们思考，其中既有对善与恶的评判，也有内在复杂心理的释放，同时还兼有某种在“隐蔽自我”的情形下的狂欢，一种带有当时人文化传统色彩的群体狂欢。
注释：
[1]丁帆：《〈白鹿原〉评论的自我批判与修正——当代文学的“史诗性”问题的重释》，《文艺争鸣》，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