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本章故事梗概：鹿子霖出任与《乡约》同名的“乡约”官职，以实现他出人头地的“家训”，白嘉轩参与组织村民进行“反印章税”的起事，鹿三在起事中成为替代白嘉轩的“头人”，之后白嘉轩竭力营救因起事被抓的人出狱。
●鹿子霖出来当“乡约”，有着家族承传和个人性格的因素，也与时代变动有关。在小说中他被描写得很不堪，这当然是因为他有着自己很不良的日常表现，读者也完全有理由在把他与白嘉轩的对比中，表示出对他的鄙视和不屑。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生在鹿氏门中，命中注定不能成为一族之长，因此也就没有类似白嘉轩的道德承担和宗族责任。事实上中国的传统道德机制还不具备这样一种神奇的感化效率，能让鹿子霖在没有实际利益回报的情况下也心悦诚服地归顺。李建军先生在《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中说：“中国的孝道伦理，乃是一种仰视的无我型伦理。只可惜这种仰视的视域，永远达不到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彼岸。”[1]也就是说，讲求功利和出人头地的鹿子霖是既不会也不可能朝白嘉轩同一个方向去努力的，因为这种努力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他自己对此很明白，就是“他在白鹿村和白嘉轩搭手修造祠堂，创立学堂，修补堡子围墙，结果却只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在白鹿村，他的财富可以累加，却与族长的位置无缘”，最典型的就是，他与白嘉轩联手组织了对祠堂的修复，而且两家承担了全体村民捐赠粮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他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优秀族人”。有的人或许能当上一个族长认可的“十佳族人”就心满意足了，但鹿子霖并不如此，小说一再强调他渴望“出人头地”的家训和门风就为了突出这一点。因此鹿子霖必须要另觅他途来寻求心理能量的释放和自我实现的可能。他之所以率先让两个儿子出去念书，也是想到了他们在白鹿村终究要屈居于孝文、孝武之下。其实当初鹿子霖的爹鹿泰恒与白嘉轩的爹白秉德在村里搭手共事的时候，心里就没忘记祖先要后人出人头地的家训，只是他没逢着时，没遇上这样的机会，而“城里反正”让鹿子霖得到了机会。因此鹿子霖成了小说中第一个获得时代背景支持的宗族权威的游离者，第一个可以在祠堂之外实现自我并摆脱《乡约》束缚的人，他找到的阵地是保障所，实现的途径是当“乡约”，其身份由传统的“士绅”变成了“权绅”。他虽然不像黑娃、鹿兆鹏等一样公开与祠堂文化叫板，但他对宗族文化的离心作用却是让白嘉轩更为警惕和担心的。有的谈论《白鹿原》的文章在分析鹿子霖与白嘉轩的纷争时，认为“鹿子霖对白嘉轩一直是主动出击的，是后起的商业文化精神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精神的挑战”[2]。这显然是有些无限上纲、大而无当，缺少实际具体的论证。
白嘉轩刚从朱先生那里拿来《乡约》并在村里着力推行，兴头正酣，鹿子霖此时却从县府拿来“乡约”的任命，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白嘉轩。精明的白嘉轩一旦弄清“乡约”居然成了官名，并且又由鹿子霖来充任时，自然会感觉到这个“乡约”与他的那个《乡约》不会是一回事，作者把二者放在一起写，其用意也非常明显。
鹿子霖的“乡约”，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的政治权力，背后靠国家机器的撑腰，而并不像白嘉轩的族长，靠传统的宗法文化和道德伦理的支持，而鹿子霖之所以要当它，就是为了在白鹿村升起第二个太阳，这是他的家风和个人品性决定的。他通过“乡约”的权势，一方面试图成为与白嘉轩平起平坐，甚至能超越后者的人物，前面我们就讲到过在逼仄的传统格局之内（其中主要的就是权力秩序的产生与运行机制），像鹿子霖这类具有较强能耐的人总会伺机寻找对既定秩序产生怀疑和挑战的缝隙，另一方面则是满足自己的各种贪欲。虽然他把当“乡约”对儿子自豪地说成是“爸革命了”，但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他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他很快领悟了他的游戏规则与白嘉轩之间的不同。他不需要道德完善的支持，而他所能得到的满足也与道德名誉无关，甚至于可以超出道德伦理的限制和束缚。他当上“乡约”后，每次对白嘉轩在祠堂里主持的活动，不是感到尴尬和难受，就是表现出冷漠和嘲讽，祠堂对他来说，渐渐地成了一个不光是无关的和不感兴趣的场所，而且成了一个内心暗暗抵抗的场所、一个消解他在保障所培养起来的得意和兴致的场所。事实上，白嘉轩每次派人来叫他，都是有意与他为难，去则难受，不去则理亏。而鹿子霖也几次试图以“乡约”身份在白嘉轩面前如法炮制，后者则是寸土不让。这日益加剧着二者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鹿子霖一手策划田小娥拉白孝文下水的阴谋，不过这是后话。
鹿子霖出任“乡约”，是传统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转变，即由单一的“乡贤治乡”转变为“乡官治乡”[3]，或说是事实上的二者并存，总体趋势却是前者日渐式微而后者日益强势，这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大势决定的。《白鹿原》正是把白嘉轩和鹿子霖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展开人生，既让我们看到了白嘉轩作为最后一个族长的艰危，也让我们领略鹿子霖这最初的乡官的秉性，其中历史的启示是十分丰富的。
评论家雷达先生在《白鹿原》刚问世时，曾用一段话来描述他的阅读体验：“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4]相对而言，白嘉轩的“乡贤治乡”更多体现的是“静”“稳”的一面，而鹿子霖代表的“乡官治乡”则体现了“动”和“乱”的一面，当然体现后者的还有鹿兆鹏、黑娃、白灵等年轻一代的革命行为。在白嘉轩的世界里，时间同样也是静止的，而空间的意义倒是很大，这个空间主要是指宗族空间；而在他的反对者一方，无论是鹿子霖，还是鹿兆鹏、黑娃或白灵，都有着明显的时间变化的意识，同时要竭力突破宗族空间的限制，鹿子霖受不了白嘉轩召集族人到祠堂议事，黑娃冲进祠堂、砸毁《乡约》碑文都说明了这一点。
●鹿子霖当了“乡约”，到了县府接受培训，明白了自己就属于革命了，思想自然也就“开明”起来，当两个儿子提出要进城念新书时，他一口答应，这就为兆鹏、兆海后来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契机，其实这跟他力图出人头地的心思是一致的，就跟他对待自己一样。反观之后当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从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回家后，他却要求他们跟着鹿三下地务庄稼，并且表明“从今日起，再不要说人家到哪儿念书干什么事的话了。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咱家有咱家的活法”。这话的针对性非常明显，两家的门风区别鲜明。“咱家的活法”与白家在宗族的地位密切相关，未指明的“鹿家的活法”则是另外的追求，这正是《乡约》与“乡约”的较量的体现。只是白嘉轩的一厢情愿未必抗拒得了历史变化的大势，他的种种努力也未免大打折扣，女儿白灵率先起来挑战，儿子孝文更是旁逸斜出，忠实仆人鹿三的儿子黑娃几乎是完全翻了个个，作为白嘉轩推行《乡约》的重要领域尚且如此，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其实白嘉轩坚持要这样做和他的后人们实际上怎样做还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事情，白嘉轩坚守传统的家风自是出于他对做人和生活的理解和追求，但后人们生活的时代整体上已经变了，正是这种“变”让白嘉轩的“家风”遇到了麻烦和挑战，也只有在面临这种麻烦和挑战时，他的坚守才值得一说。假如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后人们在传统的按部就班的节奏里延续，这又何必成为白嘉轩所要关注的呢？
更大的奥秘在于接下来的征收印章税里。印章税收齐后，县府、仓和保障所按七二一比例开成，上交县府七成，仓里抽取二成，保障所留下一成，作为活动经费以及官员们的俸禄。还有更隐蔽的是“因为没有各村干部的份儿，所以此条属内部掌握，一律不朝下传达”。一个利益分成，一个知情特权，使得鹿子霖这些基层乡官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感到滋润和满足，为他们的卖力征收提供了动力。鹿子霖套用县长的话强调“必须服从革命法令，建立革命新秩序”，革命法令和革命秩序成了他们大胆上路的政治大旗，心里惦记的却始终是那个一成的比例，这几乎也成了长期以来乡村治理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革命法令和革命秩序从来就不是许多基层官员真正的关心所在，甚至根本上就不曾用心理解和领会过，能激励起他们兴趣和热情的就只是那个提成的比例。
●白嘉轩组织农民起事反对按亩收印章税，体现了宗族自治势力与官方权力之间的距离，这与田福贤、鹿子霖站在官方立场对白嘉轩的劝阻形成鲜明对比。杜赞奇在他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华北乡村的状况分析中指出：国家权力对宗族村落的掠夺，“迫使村庄领袖在国家政权和自己领导的村民之间做一选择，从而确定到底站在哪一边”[5]。白嘉轩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撑来自起事之前他从读书人那里获得的合理的依据，他专门找徐先生咨询，他能为民请命，却又不至于犯上作乱，尤其是不能摊上不忠不孝之名，一旦听徐先生说“反昏君是大忠”，便确定其行为带有传统文化框架内的“义举”性质，这就坚定了他“起事”的决心。因此，作为族长的白嘉轩，同样有他“该做”和“不能做”的范围，正是在这种取舍中体现出他的宗族掌门人的权衡。但我们要注意的是，白嘉轩的这套观念本是属于传统皇权社会里的规则，既要为民请命，又要符合忠孝，但其实他现在面对的已是民国的政权，而民国讲的是法治，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要依法来定。这就使他在诸多方面一头雾水，根本无法预见事情的结局，人被抓了，竟然并不是因为聚众起事本身，而是因为烧房子、砸锅碗，原以为肯定是要当作“政治案件”的却是以“刑事案件”来处理，他对新政权的“法”以及“依法”实在茫然。当然，所谓的“依法办事”在当时也是徒有其名，他找到了姐夫朱先生并送了钱财之后，执法的人没有依法而是依人或依了别的什么将其了断。
●鹿三能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充当起事的“头人”之一，既与他对白嘉轩形象的维护有关，因为传言起事的人被吓破了胆、不敢出头和收受了县长的赏金的流言在他听来都是对白嘉轩的伤害，而他是既知道谁是起事的人又压根不相信上述流言的，也与他信奉白嘉轩的观念有关，这位老汉对白嘉轩似乎是有着“凡是派”的追随的，加之性格上的“咬筋”劲，一旦爆发，其能量绝对会超乎想象。一个再平凡不过的长工，居然能有此壮举，也印证了“时势造英雄”那句老话。白嘉轩被田福贤和鹿子霖堵在家里出不了门，着实蒙受了一番憋屈，而事后诸多关于他的风言风语的源头也难说不就在他们这里，所以当定为起事的人关在监狱里时，白嘉轩确实感受得到鹿子霖等人那幸灾乐祸的眼光，以致他不惜动用姐夫朱先生的面子来进行搭救。当他见到回来的鹿三时，一句“三哥，你是人”的赞叹，不仅是出于对鹿三敢于挺身而出勇气的肯定，更是为鹿三所发挥的自己不能在场时的特殊作用而发。
三官庙和尚被救出以后，毫无音讯地不知去向，后文中变成了土匪里的大拇指，其扑朔迷离的身世和我行我素的做派在这里先留下一处伏笔。
注释：
[1]李建军：《宁静的丰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2]王健、李文军：《试论〈白鹿原〉中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3]朱言坤：《乡贤、乡魂、乡治——〈白鹿原〉乡贤叙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4]雷达：《废墟上的精魂》，《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